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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先生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的声音铿锵有力。
10月1日下午三时，重新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场上早已锣鼓齐鸣、彩旗招展的欢乐海洋。穿着一身新式呢制服的毛泽东走到天安门中央的麦克风前，用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万众欢呼，震天动地。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如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
10月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看守所。
关押在楼下二室的罗广斌（《红岩》作者）放风时从楼上的一位难友那里得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北京成立的消息，而且还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正是风靡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
七天了，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已经成立七天了，被囚禁在重庆国民党反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才知道这个喜讯！是迟是早，同志们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第一个得到这消息的罗广斌此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原本每天只有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对难友们来说太短促了，但今天却觉得放风时间太长，太长。好不容易耐着性子挨完了放风时间，罗广斌便三步并作两步赶回房中，急着想把这消息告诉同狱的难友们！
“真的？已经成立啦！”当同狱的难友们听得这一喜讯后，个个兴奋得像孩子似的又拥抱，又低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意犹未尽的一些同志们甚至在囚室里互拥着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在特务的监视下，大家用独特的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末后，罗广斌囚室的全体同志又面朝北方，肃穆低唱：“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夜已很深了，可难友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动得不能入睡。大家围在一起，悄声交换着各自的心得，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式样。他们是那样的激动，那样的自豪。坐在一旁的罗广斌眼见这般热烈的情景，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好主意！”囚友们齐声赞同。
曾和罗广斌同关在平二室，后又与罗广斌一道脱险的毛晓初回忆彼时的情景说：当时听了罗广斌的建议后，大家马上都举双手赞成。老罗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陈然同志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衣，拟作五星。当时大家还不知国旗上的五星是黄色的，我们以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就应该是白色的。另外我们也不知五星如何排列，所以大家就悄悄议论，最后一致认为应当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囚室内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因此我们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你一刀、我一线地接连来完成这五个星子，然后再用剩饭粘在红绸上。经过通宵奋战，一面五星红旗终于做好了。罗广斌和陈然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那情景无法忘却……小说《红岩》里的江姐带着姐妹们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罗广斌把男囚室的这次“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身上。
红旗做好后，大家把牢房里的楼板撬开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里面，期待着解放的那一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这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是罗广斌在制作好红旗后，一气呵成的一首诗作。
“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重新回到白公馆。那天罗广斌带着我敲开楼层的木板，取出了那面他们制作的五星红旗，这旗后来交给了组织，现在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另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郭德贤同志这样对我们说。
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解放西南的会议，此次会议特别重要。在我党解放广东、广西之后，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的胡宗南集团也在向西南集结，蒋介石再度坐镇重庆，准备在重庆、成都立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出现的这一新局势，决定加快解放西南的步子。歼灭国民党重庆城内的顽敌，自然成了党中央一系列重要决策的重中之重。三天后，毛泽东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的刘邓大军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继后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再解决重庆战事。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这着险棋没有估料到，他原以为人民解放军是通过一野部队的主力经秦岭入川。
“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泸州重庆一带……”10月19日，毛泽东电令林彪部队。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贵州直插四川的意图亮相于国民党军队面前时，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堵住共匪于陕境之外”的计划彻底破灭，他异常惊恐和残暴地命令特务分子们加快在重庆实施两件事：破坏城市设施、灭杀狱中的共产党分子！
20日左右，刽子手徐远举接到毛人凤密令，要他迅速组织对《挺进报》事件中的共产党人的“枪决”命令。“委座说了，越是在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越要给我们的军队和民众以士气，所以，枪毙《挺进报》事件的共党分子要搞个公开枪决的审判会，声势搞得大一点，而且还要事件登报宣传，杀杀共党的嚣张气焰。”
“明白。”徐远举得令后便连忙组织起这场表演性的“公审”大屠杀。
“刑场选择在哪？”特务二处的科长问徐远举。徐告诉他还是在一年多前枪毙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云峰原型之一）的老地方——大坪。
26日上午，张界等几个执行现场行刑的特务负责人拿到了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取准备枪决的犯人名单。“怎么还有蒲华辅、涂孝文和袁儒杰呀？老蒲和涂先生可是为我们抓共党分子立过大功的呀！”有特务看着名单议论道。
“那叫活该！”张界阴笑地对同伙说道，“委座才不相信投诚来的共党分子真心跟老子我们一条心呢！”
他们说的蒲华辅就是《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这位出卖一批共产党员的叛徒原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虽然他在狱中后来“死活不说”，也没有接受特务机构吸收他当镇压共产党的特务分子，但最终他仍然没有逃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子。
“陈然、王朴、华健、蓝蒂裕……这几个可是共党的顽固分子。早该枪毙他们了。”特务们在谈论枪毙共产党人时就像在说到大街上去吃一顿麻辣烫那么轻松愉快。
10月28日一早，徐远举指挥下的特务警卫团的士兵们荷枪实弹地开着囚车，先来到渣滓洞，先后提出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队长楼阅强、中共梁山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和与蒲华甫一类人物的袁儒杰。
“蓝蒂裕！七号房的蓝蒂裕还磨蹭什么？快下楼！”渣滓洞监狱的楼下，几个特务在向楼上的男囚室嚷嚷道。
“蓝胡子，他们又在催你了！”第七囚室的一位难友们走到正在整理自己衣物的蓝蒂裕身边，提醒道。
“让他们喊魂吧！”蓝蒂裕由于入狱后一直留着长长的胡子，加之33岁的年龄在狱中的共产党人中算是“大哥”级人物，所以大伙都叫他“蓝胡子”。
“蓝胡子”可不是一般人物，虽然《红岩》里几乎都没有提到过他，然而这位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却在渣滓洞的真实革命斗争中有过一段传奇的事迹。
这位贫苦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曾因1941年被敌人发现在看《新华日报》而被捕，后蓝蒂裕成功越狱。1948年又因叛徒出卖，蓝蒂裕再次入狱。起初他被关在梁平县监狱。急于得到这一地区共产党组织名单的敌人虽对蓝蒂裕百般拷打，然而始终不能从蓝的嘴里得到半句话，于是敌人另生一计。
这天，蓝蒂裕被带进刑讯室。室内烧着一盆熊熊炭火，一把烙铁在炭火中烧得通红。突然，蓝蒂裕看到敌人把自己的母亲带进了刑室。
“妈，你怎么来啦？”蓝蒂裕不免大惊，但马上明白这是敌人施出的一招毒计。
母亲见儿子如此蓬首垢面、遍体鳞伤的惨景，忍不住扑过去抱着儿子放声大哭。这让蓝蒂裕心如刀绞，可他知道这份情感不能让敌人看出来，于是安慰母亲：“没事。妈，你别哭。儿子没事。”
“蓝蒂裕，我看你还是说了为上策。”站在一旁的几个敌特打手冷笑着走过来对蓝蒂裕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们知道你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苗，你也该考虑你母亲将来由谁来奉养是不是？”
面对敌人劝降，蓝蒂裕轻蔑地怒视了敌人一眼，斩钉截铁地：“要我说出党的机密，我看你们是在做梦！”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上刑——”恼羞成怒的敌人，当着蓝蒂裕母亲的面，猛地从炭盆中抽出冒烟的烙铁，对准蓝蒂裕的胸脯直推过去……只听“嗤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