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盛超群锁押到县府。后因盛超群家人和亲戚出钱保释方算了事。虽然盛超群获得保释，可仍被软押在县党部内不准随便自由乱走。1941年2月，盛超群逃到成都、昆明一带。1942年底才重新由回到云阳。不久，他在云阳公报上揭露桑坪乡长刘障东的贪污事实，结果反被对方告发“盛是抗大回来的共产党分子”。盛超群再次被捕入牢，两个多月后才被取保出牢。此次出狱的条件是：盛不能再在云阳。无奈，盛超群到了万县。
1943年到1945年期间，盛超群利用上海法学院章仓萍教授主办的《中外春秋报》，不断揭露和攻击当地的国民党贪污分子，加上他的文章总是锋芒毕露，又频频将那些贪官的事见于报端，一方面盛超群他的名声大震，另一方面得罪了诸多当地反动官僚。比如，他攻击万县九区专员曾德威、万县警察局长艾兴权德贪污事实，在报上登出，题为《大官问小官，乡里情况如何，小官答曰，烟毒已尽土匪绝迹》文章，惹得曾德威、艾兴权等派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兵卒，直去追杀盛超群。那天盛超群正在西山公园坐着，好在有人事先去给他放信，他趁拿枪追杀的兵卒赶到之前的那一瞬间，急忙从后窗跳逃，一口气跑到一艘开启的轮船上才算救了一命。盛超群如此敢作敢为，与反动官僚和贪污分子如此高调对抗，加上他在《挺进报》还登载出题为《不怕你贪官枪尖上有血，只要我记者笔尖上有墨》一类的文章，作为此次特务分子寻找“共党”的《挺进报》嫌疑分子，盛超群是必定跑不了的一个。
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有回忆说：“1948年1月7日早上，我开门看见墙贴了很多快邮代电，其中有一则题为“速捉共匪盛超群”。 我一看，就拨腿往家里跑，告诉哥哥要他马上逃跑。哥哥听了我的话，但1月9日晚上，他却在万县被逮捕了。我于十日到万县四处打听寻找他的下落，二十多天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哥哥暗地串通了看守班长，才知道了他的情况，当我到看守所见他时，不由心痛万分。只见我哥超群他双手带手铐，脚上是副五十斤多重的大铁镣，已经被刑罚整得面不像人。看守班长对我说，这大脚镣是专门对盛超群定制的，因为上面的人说盛超群很凶，我们万县方面已经管不住他了，马上要押到重庆去……四月十九日我就被重庆行辕二处派来得特务杜杰（巫山人）逮捕了，特务给我带上脚镣、手铐，二天送到万县警察局审问，要我说出大哥得活动情况，我不说，把我用电刑、老虎凳整昏死几次，连整带审七八天后，我一点没有说，杜杰将我送到重庆行辕二处，由姓张的法官审问，他拿出我给另一个哥哥、在南京工作的盛腾芳的信（特务在邮局查到的），依此，特务们要我说出大哥超群的一切活动情况。我不说，又用电刑、老虎凳，将我整昏死数次，连整带审半个月后，我一直没说出什么，就把我关进入渣滓洞里。在渣滓洞里，我大哥盛超群关在楼上六室，我关在楼下六室，盛腾芳关在楼下八室，我们关在里面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二处特务把我大哥拷打得很利害，连整三天逼他交出组织，他受不住刑时，就把国民党云阳县得各单位警察局长等咬上去，说他们都是共产党……”
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被关押了一年多后被释放，另一个哥哥盛腾芳更因为与盛超群及《挺进报》无任何联系，便在审讯后几日回到了南京。而对盛超群的酷刑仍在继续……
“处座，盛超群终于招了！这回我们收获大大的，盛已经招供他是云阳县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这是他供出的地下党员名单……”
徐远举拿着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单，手都有些颤抖了——这是这位老特务多么期待的东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云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预定某时起事。还供了云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以及开会情况，提出了一张黑名单。我当时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二处特务前往万县，会同万县区行政督察专员李鸿焘驰往逮捕。”徐远举回忆此次行动说：“万县专员李鸿焘，系邓锡侯的旧部，以其管辖区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就率领保安部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经我一了解，被捕的人，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地方豪绅，是欺压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与中共地下党无关。全案扑了大空，不得不将在云阳县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并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云阳籍的军统特务头子许乾刚出面，安抚他们，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餐，致歉，并嘱他们在云阳县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后杀害于中美所渣滓洞，还追索他哥哥盛腾芳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兄弟盛亚群，也被株连，关了一年多才予以释放。”
徐远举在盛超群问题上，大出洋相。当时特务分子们到云阳抓走周璞等一批官员后，震荡云阳各界，一时间，伪云阳政府乱成一片，百姓拍手称好。回到渣滓洞，徐远举亲自审问，欲给自己拉回面子，便重刑盛超群，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不想，盛超群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说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你们不相信，你们的人撬断了我的腿，我只得编一套交出来。”
盛超群从此在渣滓洞里监狱里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给难友们出高超招对付敌人。
后来，徐远举也还上过一次当。但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抓到一个共产党，却破坏了一个革命组织——四川民盟。民盟成员、“黑牢诗人”蔡梦慰就是在这次敌人的行动中被捕的。
然而，敌人毕竟已经在重庆城乡各处撒下天罗地网，任何一点关于《挺进报》的风吹草动，皆在他们“全力以赴”的侦察范围之内。这样一份想在敌人眼皮底下不透一丝风声的革命报纸就因为一丝不慎的细缝终于靠造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巨大悲剧——
事情是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身上发生的。这位叫陈柏林的年轻党员才18岁，他是民生路上的一个“文成书店”的职员，在特务们撒大网搜查线索时被迫暂停营业。店员陈柏林转到草堂国专暂住。
在这里，有位叫姚仿桓的军统情报员正好与陈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远举派出的“红旗特务”，即以进步分子的身份，潜伏到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异常红色，最后在摸清革命阵线的情况下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故敌特机构称这样的特务叫“红旗特务”。陈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细，俩人在一起时陈对国民党反动特务们撒他的书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面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活动，一面表示将尽一切力量要恢复书店或重新办一个书店。姚仿桓佯装一样思想进步，随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这使陈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个进步青年。陈柏林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挺进报》。
“老板，这里有情况……”姚枋恒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
“好，你继续盯住陈，我另派人接近这个陈。”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继续行动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呢？”姚仿恒见立功机会快到了，却听上司要另派人来抢功，有些不悦。
“你的腿脚不利索，万一让陈跑了怎么办？”李克昌训斥姚。“长官，那我服从。”跛脚的特务姚仿恒只好放弃立功机会。让给了另一个假装失业青年的特务分子曾纪纲。
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投其有求，提出要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特务。”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尽快摸清陈的上级和《挺进报》的情况。
在文成书店，曾纪纲与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志向追求、谈人生理想，表现出了一副比谁都革命假象。陈柏林完全被“红旗特务”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进步分子介绍到党内。
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与曾纪纲交往的经过和对他的认识情况，“老顾”要陈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轻信人，但陈柏林十分坚决地认为曾纪纲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老顾”从发展进步力量的角度考虑，同意先见见面，约定4月1日下午3时在红球坝见面。
曾纪纲立即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李克昌要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
但是，徐远举知道这一消息后，却等不及了，他命令吕世琨做好行动准备，将陈柏林、“老顾”秘密逮捕。4月1日，吕世琨带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在红球坝周围秘密潜伏。
这天下午，陈柏林兴致勃勃地带着曾纪纲去红球坝见上级“老顾”。路上，陈柏林告诉曾纪纲怎样介绍自己，如何回答上级的提问。在红球坝，陈柏林还未及作介绍，潜伏的特务便蜂拥而上，将他和“老顾”逮捕。双手被手铐卡住的陈柏林，看见曾纪纲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从不轻易哭的陈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陈柏林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