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从不轻易哭的陈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陈柏林自然还不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一失足，使得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地下党几乎彻底被敌人破坏，也并不知道由此给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带来了毁灭性的生命打击。陈柏林后来一直被敌人关在渣滓洞，牺牲于“11·27”大屠杀之中。陈太年轻了，狡猾的敌人让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党和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
不过，李克昌在抓获“老顾”时，竟然雾了一头水：“怎么是你啊？”这个共产党的“老顾”原来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经的特务机关的军统情报员，真名叫任达哉。
抓获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这让特务机关的行辕二处一时喧嚣起来。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审讯共产党案，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比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比如说，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况，不说也不行。比如说，你的妻子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施加种种欺骗诱惑，以及生与死的威胁。我认为只要他们说一个字，枪一句口，就有办法……”
但陈柏林虽年轻，却并没有出卖党和失去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在现今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81）卷宗中，关于当年陈柏林的情况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评语：
因向成义送报被捕，受刑很重，没有承认身份，未交人，狱中努力读英文，希望以后获得自由时办一个书店。
当时特务机构的二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胡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终身残废。按军统对革命人士的审讯，一上来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棍棒。他们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坚强的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落入特务的圈套。”
徐远举分析了陈柏林和“老顾”的情况后，认为首先要从年轻的身上打开缺口，年仪18岁的陈柏林在徐远举的眼里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
刑讯室里，徐远举和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想象陈柏林一见这些刑罚就会发抖，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了。但不论特务们耐心开导，还是淫威相逼，陈柏林只是一言不发，他愤怒地瞪着双眼……徐远举失去了耐心，命令对陈柏林动大刑。年轻的陈柏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没有吐出一个字，这让徐远举不曾想到。
“换一个！”徐远举愤忿地。
“老顾”被带了上来，徐远举从李克昌那里已经知道了“老顾”——任达哉的底细。任达哉在被捕前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抗战期间，任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诱惑下，任达哉做了军统的通信员。随后，任达哉被介绍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情况。由于后来任达哉只提供过一次情报，工作上无甚“成绩”，李克昌乃与任达哉渐渐疏远，却给另一个阵营干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听说你过去与我们还是一条船上的同志啊！”阴森森的审讯室里，徐远举仔细地上下打量着任达哉，见对方低着头闷在那儿，心里多少有些把握了：对这样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开他的嘴并不复杂。
“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军统的同志，变成共产党的？”徐远举突然高声一句话。
“不是的，长官，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现在还是你们的情报员，只是没有完成好任务……”浑身在发抖的任达哉施图用过去的历史挡一下徐远举的凶恶的目光。
“任先生真当不是共党分子？”徐远举的眼睛几乎贴近任达哉的脸。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声音是颤抖的。
“与《挺进报》也没有啥关系？”
“没、没有。一点……关系都、都没有。”回答的声音更颤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远举怒吼一声。
“小子，请上老虎凳吧！”打手陆坚如早已捺不住了。一把将半瘫在地的任达哉拖到刑具上，使劲加上两块砖……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声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徐远举鄙夷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任达哉，对陆坚如说：“把他交给你了！”
任达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后又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杨清”，并说杨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任达哉同时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
“最近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审讯已经一天一夜了，特务有些疲倦地问。
“有有。”任达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经同‘杨清’约定过几天联络接头，他要向我布置新任务。”
“太好了！这回我们可以钓一条大鱼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务那种异常敏感嗅觉的徐远举，顿时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戏”开始了——
四
1948年4月4日，军统特务头子母季缕按照徐远举的精心布置，带着叛徒任达哉和一批便衣特务，象一群凶残的饿狼似的向重庆磁器街的嘉阳茶馆——这是任达哉经常与许建业接头的地方。这一天，许建业正在茶馆里与另一位地下党高正明在商谈工作，突然见任达哉与几个鬼鬼崇崇的陌生人在茶馆外面探头探脑，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妙。“有情况，快走！”许建业轻声催促高正明一句后，借机将茶凳绊倒，引起茶馆内一阵混乱，于是高正明装做上厕所，从后门脱身远去。
“他就是杨清。”任达哉指着许建业，对特务说。
“抓！”特务们立即一拥而上。许建业蔑视了看了一眼任达哉，大义凛然地甩了一下特务们拥上来的手，说：“我自己会走！”
许建业的被捕，立即惊动了重庆各特务机关。当晚，徐远举马上驱车前往重庆军统特务秘密机关所在地老街32号慈居，他要亲自审问这位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
徐远举，湖北人，1932年参加军统特务，时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是位“见多世广”、杀人不见血的老牌特务。在他的眼里，共产党人只不过像他脚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蚂蚁一般，只要用点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来点“心理战术”，肯定会像任达哉那样“求饶”还来不及呢！可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杨清”让他吃惊不小。在徐远举的自述罪行——《血手染红岩》中他这样描写道：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昂扬，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动态……
关于特务分子如何对这位重庆工人领袖的用刑和许建业如何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监狱里的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亲历者的感受。笔者看到《重庆工运史》编写组邱富贵、唐有武等人写的许建业刚入狱时的三次重刑情景：
……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见这位身穿兰布衫，身材魁伟的年青人毫无畏惧的站立在办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着窗外，觉得对付此人不能玩忽大意，他假意请许建业坐下，然后说：
“你叫杨青吗？”
“不错”。
“干什么职业？”
“做生意。”
“不，你不像做生意的，年青人，你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徐远举脸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这就是实话。”许建业不慌不忙地说。
徐远举沉不住气气了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必须交代出你们的组织，同党和领导人”。
许建业一听“交代”“同党”，气涌心头，严正地说：“我们做买卖的，只晓得将本求利，赚钱谋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
“真不说？真交代你的组织？”
“有什么可说的？我连共产党都不是，还有什么组织可交代？”
徐远举恼怒了，只得摊牌说：“你真的不讲嘛！那好，我叫一个人来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立即走进办公室，勾着脑壳，龟缩在一旁，胆怯地低声说：“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
许建业一见叛徒任达哉，怒火万丈，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徐远举的审讯成了僵局，只得草草收场。
徐远举不甘心失败，决定对许建业采用刑讯逼供，妄图用皮鞭、棍棒来撬开建业的嘴，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恶目的。
夜里，许建业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绑进刑讯室，室内阴森恐怖，灯光微弱，寒气逼人，四周墙上挂满了麻绳，带钉棍棒，钢心皮鞭。屋中间摆着老虎等，电刑坐椅……。
而对着刑讯室里的一切，许建业巍然屹立。重庆行辕二处二课课长军统特务头目陆坚如，二处渝组组长雷天元，渝组副组长王仁德同时出马。许建业面对凶残狠毒的特务，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陆坚如先是耐着性子，装出和缓的样子说：“杨先生，徐处长给你讲得很多了，有的问题你们的人都说了，何必还要隐瞒呢。希望你将领导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