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许建业一看是自己的东西，而且这正是他入狱两天来一直最怕被敌人发现的事，竟然现在都在特务手里。他知道上了特务的当了。后悔莫及的许建业乘特务不备的一瞬那，一头撞到墙上……“快挡住他！”徐远举见要出事，命令喽罗们拉住寻短见的许建业，可还是晚矣。
许建业当场撞在墙上，满头鲜血……如果不是特务阻挡，性命难保。
为了从许建业这位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口中获得更多的情况，敌人使尽了各种刑具和劝降招术，但酷刑都没有使许建业屈服动摇。
“我就不信！”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老手、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决定亲自出马。
那天，朱绍良来到提审室，先装模作样地做出一番“文明”状，让许建业坐下，然后打量了一下满身皮开肉烂的许建业，阴阳怪气地开腔道：“许先生，怨我来迟一步，竟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许建业怒目而视，不发一言。
“不过许先生，你也太任性了，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共建国家……”这回未等朱绍良说完，许建业立即回答说：“别来这一套，同你们没有什么好讲的，快送我回监狱！”
朱绍良依然漫无边际地大谈其人生哲学和金观钱，并继续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许建业归顺国民党。许建业越听越愤怒，作为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面对眼前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国民党西南的头号敌人，不由怒火从胸起：“无耻之犹！你们不懂得共产党人的心灵，我们把官位，钱财视如粪土，你要杀就杀，少讲废话。”
朱绍良再也忍耐不住了：“给我拉出去！重刑伺候！”
入牢以后，特务仍多次对许建业重刑，然而许建业始终保持忠诚于党的崇高气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临刑前，他一路高唱《国际歌》和高呼革命口号，成为当时重庆百姓中广为流传的英雄人物。据徐远举在解放后供认，杀害许建业原因有三：“一、许建业是一条硬汉子，根本无诱降的余地；二、不杀许建业就不能施展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软化地下党员的狠毒阴谋；三、怕许建业在监狱中起作用，发生影响，因此是非杀不可的。”
由于许建业在党内内威望高，加之在监狱里如死视归的精神，他被敌人杀害后，对当时白公馆和渣滓洞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影响巨大，大家纷纷引他为自豪、以他为榜样。后也成为革命烈士的优秀地下党负责人、《红岩》中另一位“许云峰”原型的许晓轩写下诗文吊念他的同姓战友：
噩耗传来入禁宫，
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
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吐。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雄万巷空。
五
话说在许建业被捕之后的几日内，由于敌人“意外“地从许建业的皮包中获取了不少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材料和一批要求申请入党的先进分子名单后，特务们很快在重庆各个角落布下了特务网。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的被捕及这俩位中共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叛变，使得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大破坏。这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党内出叛徒尤其是党内主要领导背叛党的严重危害性。
1948年4月6日，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带地下党员涂绪勋去志成公司找许建业联系工运工作。刘国定当时并不知道许建业这边已经出事，便衣特务们在志成公司四周密布了暗哨，所以当刘国定一到许建业的办公室就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扣下。
在外等候的涂绪勋见刘久未出，也进到许建业的办公室，特务顺其自然也将其扣下。因在办公室现场讯问时，颇为机智的涂绪勋坚持自己是来找许建业联系有关公司业务的，并一口咬定与刘国定不认识，加上志成公司的多名员工也证明未见过此人，特务有名不耐烦地挥挥手：“你赶紧走吧！”这样涂绪勋得以逃脱。
刘国定则不一样，他声称自己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刘仲逸（这是他当时的掩护身份），但特务不傻，他们在另一间房子里寻问志面公司员工，结果都说刘国定是“黄先生”，并且经常与一个叫“肖胖子”的人来找许建业。特务一听刘定国“不老实”，知道这其中必有诈，所以抓住这一破绽逼迫刘国定交代与许建业的关系。
“别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你说是南岸牛奶场会计，姓刘，可为啥平时来志成时你却称自己姓黄，谁信啊？快，赶紧交代你是不是共产党！”特务们也不是吃白饭的，又是拍桌又是瞪眼地审问刘国定。
“他、他们弄错了。我就是姓刘……”刘国定想嘴硬，却又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只得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刚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反复强调自己除了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余天、李忠良以外，什么活动也没有参加过。
“那你把这个情况写下来。”特务拿来纸和笔。
刘国定无奈坐下来，将自己所说的写在纸上。作为市委书记，刘国定毕竟手头有不少党内“资源”，了解的党员情况也多，但由于情况来得突然，他一时弄不明白许建业是怎么被捕的？另外，特务找志成公司的人了解我的身份，证明特务们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和身份。南岸永生钱庄的余天和李忠良是因为在农村武装起义失败后逃来重庆的，是按我刘国定前几天的安排，他们也应转移走了。现在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会马上去核查，那只能是除了能证明有过这两个人外，其他的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特务们也无法证明我是什么人，充其也就量将我多被关几天放出来吧！刘国定这么一想，所以装着很自然地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新党员”，供出了两个根本抓不到的“同党”。
“跟我们走！”特务收起刘国定的“供词”，便吆喝着将期押到了渣滓洞。
“喂，喂喂！我什么都不是，你们还不放我出去！刘国定一看到了监狱，内心很恐慌地冲甩袖而去的特务们喊道。
“老实等着再吧！”特务们头也不回地告诉他，因为这些人与整天跟共产党打交道，用他们的话说，你刘先生“玩”的这一套别想糊弄我们，是不是啥都不是，等我们抓住了另外两个共党后再核实了看情况吧！自许建业抓住后，所有本案的每一个细节，徐远举都亲自过问，甚至直接处理。
4月7日，徐远举亲自带领特务赶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以刘国定的名义骗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问及刘国定所送信的内容时，李、余所答不一，徐远举将二人带回严审。
审讯室里，李忠良经不住严刑拷打，在“杀头”的威胁下，没几下用刑就一瓜脑当了可耻的叛徒。李忠良根本不“忠良”，从他口中供出的情况有：（1）梁大达武装起义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参加武装起义的30多人；（2）在重庆一起参加抗暴活动的地下党员刘国鋕的地址；（3）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是梁大达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4）与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地下党员余永安。
“这回不仅有好戏看了，而且必定是一场大戏了！”徐远举拿着李忠良供出的长长一串“共党”名单，心头万分狂喜地对手下特务们说：“你们辛苦点，这回我有得给你们升官发钱的了！”
根据李忠良的交代，特务立即出动去捕抓刘国鋕和余永安。徐永安的被捕过程很简单，特务一到其所在的银行，正在上班的余永安一下被抓获。可是特务们抓刘国鋕可是颇费了一番精力。
当年的老特务漆玉麟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监狱接受有关部门审讯时有过特务们如何抓捕刘国鋕的详细交代。漆说：“处长徐远举当依据刘国定的出卖情况，当指派侦防大队大队长季缕（又叫季子南，江苏人，他1949年12月从成都窜逃台湾）领着某些侦防特务数人到曾家岩何公馆处进行逮捕刘国鋕的，当时是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随便闯进去抓人的，而季缕他就采取法西斯特务手段进入何公馆去，进行诱扑刘国鋕。但刘国鋕当时就发现季缕的手段，他就借口说：‘我上楼去打个电话后，就和你一同去会某人好吧’。季缕在楼梯下等了一会，不见刘国鋕下楼，即上楼去看，才发觉统楼通道那边还有两个楼梯口。刘国鋕上楼后，就从西楼桶口下溜掉了。季缕马上用何公馆的电话打给匪处长徐远举说：刘国鋕以借上楼去打电话的名义逃走了的消息时，处长徐远举当暴跳如雷他亲自到曾家岩何公馆去，强行要何公馆交出家庭教师刘国鋕和来当家庭教师的介绍人吴继时，当何公馆交出介绍人是重庆‘和成银行’总务处长刘某某（名我忘，他是刘国鋕的哥哥。此人和徐远举关系很密切）时，徐远举便亲自到和成银行，逼刘国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与弟媳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处等等情况。刘的哥哥当时在交出弟弟和弟媳二人的像片外，特别说明了其弟有可能去荣昌县城的郭姓姑母处。徐远举当即派我带领警卫组的组长黄声扬，组员陈林、章加愈带着刘国鋕曾姓二人的像片到荣昌县县城逮捕刘曾二人的。临走时，徐远举还特意对我说，你们要知道啊，季缕这人他是够滑头的了，但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头。你们这次到荣昌县去时，不要坐专车去，借一辆商铺号的小轿车去好了，这样不易被怀疑是我们特务机关的。到达距离荣昌县城的一公里之处，就要下汽车，然后步行进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来的动静后再作行动。我等就是按照徐远举的指示去办的。
“当时我们去了四人。在到达荣昌伪县府时，由一名姓何的接待，他是国民党荣昌县工党的。在何某的安排和配合下，当天深夜三更，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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