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胡有猷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跃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布革命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出版《民先导报》，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队员一起唱“民先队歌”，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民主解放奋斗，这次斗争增加了不少经验教训，应该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努力迈进。”胡有猷经亲友保释出狱后，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胡有猷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均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主要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1946年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学生爱国民族运动不断高涨。同年底，美军强奸北平女学生沈崇的罪恶事件发生后，反美抗暴的爱国怒潮迅速席卷全国。1947年1月，在重庆市委彭咏梧的领导下，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1月6日全市63所大中学校的15000多名学生，举行了震撼山城、影响全川的爱国大游行。在这些日子里，胡有猷根据党的指示，在沙坪坝和城区的一些学校，通过各校地下党的组织，发动广大同学，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他还向《新华日报》投稿，高度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揭露斥责国民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47年2月底，《新华日报》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胡有猷在与上级党暂时失去联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毫不畏惧，仍然继续领导他所联系的党员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特别注重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每当与党员秘密接头谈话，总是讲：“我们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秘密，保护同志；哪怕牺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以讲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和王若飞同志被捕后“英勇不屈，临刑不变节”的故事，鼓舞自己，教育同志。他遵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原则，从不乱说乱问，严格执行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工作方法，以致他所联系的党员，一直不知道他和上级的姓名。胡有猷沉着稳重，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深受同志们的敬佩和信任。
不久，中共重庆市委重新秘密组成。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权势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骄阳似火。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同时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胡有猷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十分活跃，一批优秀青年加入了组织中来。
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又有党内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和一切可疑的东西，作了各种应急准备。
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点衣服”。他想乘机把被捕的消息告诉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带走！”特务恶狠狠地给他带上了手铐。敌人在胡有猷家里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就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并夺下了她们怀中的两个孩子，扔给邻居。他们被抓走后，半岁的女儿哇哇哭叫，两岁的儿子不停地呼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部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胡有猷见蒋妻镇定的抱着孩子回来，估计蒋启予可能已经安全脱险。他为自己巧妙地保护了同志而暗暗高兴。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
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
特务“啪”地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盖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结果什么也没问出。当时，胡的妻子也押在那里，他趁没人时悄悄暗示她设法通知同志。后来，甘光余收到胡妻托专人送去的信，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党组织避免了损失。这是后话。
当天17日当天傍晚。夜幕下，一辆美制囚车沿嘉陵江向重庆市内急驰。车上，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威逼下叛党出卖同志是最可耻的，因此不管自己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要坚定不移地保卫组织，保护同志。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才没有发生意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予保存了下来。
再说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叛徒出面“对质”。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着胡有猷，低声哀气地“劝说”。
“无耻！”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喝住叛徒，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尽管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