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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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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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胡有猷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跃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布革命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出版《民先导报》,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队员一起唱“民先队歌”,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民主解放奋斗,这次斗争增加了不少经验教训,应该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努力迈进。”胡有猷经亲友保释出狱后,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胡有猷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均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主要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1946年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学生爱国民族运动不断高涨。同年底,美军强奸北平女学生沈崇的罪恶事件发生后,反美抗暴的爱国怒潮迅速席卷全国。1947年1月,在重庆市委彭咏梧的领导下,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1月6日全市63所大中学校的15000多名学生,举行了震撼山城、影响全川的爱国大游行。在这些日子里,胡有猷根据党的指示,在沙坪坝和城区的一些学校,通过各校地下党的组织,发动广大同学,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他还向《新华日报》投稿,高度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揭露斥责国民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47年2月底,《新华日报》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胡有猷在与上级党暂时失去联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毫不畏惧,仍然继续领导他所联系的党员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特别注重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每当与党员秘密接头谈话,总是讲:“我们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秘密,保护同志;哪怕牺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以讲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和王若飞同志被捕后“英勇不屈,临刑不变节”的故事,鼓舞自己,教育同志。他遵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原则,从不乱说乱问,严格执行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工作方法,以致他所联系的党员,一直不知道他和上级的姓名。胡有猷沉着稳重,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深受同志们的敬佩和信任。

不久,中共重庆市委重新秘密组成。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权势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骄阳似火。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同时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胡有猷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十分活跃,一批优秀青年加入了组织中来。

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又有党内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和一切可疑的东西,作了各种应急准备。

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点衣服”。他想乘机把被捕的消息告诉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带走!”特务恶狠狠地给他带上了手铐。敌人在胡有猷家里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就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并夺下了她们怀中的两个孩子,扔给邻居。他们被抓走后,半岁的女儿哇哇哭叫,两岁的儿子不停地呼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部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胡有猷见蒋妻镇定的抱着孩子回来,估计蒋启予可能已经安全脱险。他为自己巧妙地保护了同志而暗暗高兴。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

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

特务“啪”地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盖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结果什么也没问出。当时,胡的妻子也押在那里,他趁没人时悄悄暗示她设法通知同志。后来,甘光余收到胡妻托专人送去的信,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党组织避免了损失。这是后话。

当天17日当天傍晚。夜幕下,一辆美制囚车沿嘉陵江向重庆市内急驰。车上,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威逼下叛党出卖同志是最可耻的,因此不管自己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要坚定不移地保卫组织,保护同志。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才没有发生意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予保存了下来。

再说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叛徒出面“对质”。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着胡有猷,低声哀气地“劝说”。

“无耻!”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喝住叛徒,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尽管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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