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熊咏辉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她向难友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这倒是一个难友们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曾紫霞对她说:“我有个可靠朋友不在重庆,这样就可以躲过李文祥的纠缠,你找她。”并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诉了熊咏辉。就这样,熊咏辉才离开了渣滓洞。可是后来获释的曾紫霞出狱后找到那个朋友,结果发现熊咏辉根本没有去那里。解放后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熊咏辉仍下落不明,实际上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的情况了。十年动乱期间,曾紫霞从外查内调的工作组人员那里了解到熊咏辉的地址。当曾紫霞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昔日同牢难友时,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并且生活还算不错,可昔日同牢难友怎么也谈话不投机了。当曾紫霞问熊咏辉当年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时,熊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让曾紫霞听后内心产生极大震撼:可不是,一个女人,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共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男人成了公众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动特务时,她还有何脸面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女人的这份内心痛苦又何谁能真正理解呢?
做女人太难!做关在监狱里的女人更难,做背着丈夫是叛徒、特务那顶永远耻辱帽子的女人也许是世上最最难的女人。
我知道而且采访过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现在还活着,是当年“红岩”故事中从监狱中侥幸脱险仍活在世上的仅有几个革命同志中的一个。我见她的时候,有关方面告诉我最好不要与她谈论她的叛徒“甫志高”丈夫的事。我遵守了这样的承诺,所以采访很顺利。现年八十多岁的她仍然风采不减,我问她说是不是当年特别漂亮?她哈哈大笑,说,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当年算得上是“美女”了。我知道他的丈夫是四川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被敌人抓捕后叛变了,后来又在监狱时受到革命同志们的帮助鼓励下,并没有继续叛变,所以在敌人实施的大屠杀时也被枪杀了。她的丈夫因为有变节行为,所以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多老同志介绍,她和丈夫过去感情关系一直很好,并留下两个孩子。他们全家在监狱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非常不容易。解放后,她带着俩个孩子,后来其中一个孩子又因车祸而夭折了……几十年来,她的人生充满磨难。在监狱时,她也抬不起头来,丈夫毕竟是有严重变节行为的人,难友们对她并不信任。解放后,由于她一直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她内心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年轻美貌的她坚持不嫁、独自生活,其本身就容易招惹一些非议,更有人拿这个来攻击她是为了忠贞其“叛徒丈夫”。她不知因此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委屈,但她仍然挺了过来。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党员资格因此也受到责疑,而且长时间地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她想通过在单位里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重新入党,然而,等待她的结果是:“你丈夫是叛徒,你不同他划清界限,怎么可能让你再入党呢?”《红岩》小说出版后红了几十年,她则因为是“甫志高”的老婆而黑了几十年……“文革”中,她这个“叛徒的老婆”被整得死去活来,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也许早已离开了人世。直到1981年,她才重新获得组织的平反,恢复了她的党籍。当然,现在她很好,可有谁知道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样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多苦啊!她的心历其实远远超过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苦难,也并不比敌人大屠杀毁灭其生命好受多少!
受辱女人的心是用苦黄莲加泪水凝垒而成的。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像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八九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关于左绍英烈士,需要在此介绍一下: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份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左绍英的丈夫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莹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业,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共产党员的尸体,跟共产党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左绍英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王璞在武装斗争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莹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质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共产党员,又知道即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度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强烈提出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共产党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其实怀的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其实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一堆的礼物: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斗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卷”,小纸包的十几颗鱼干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狱中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还是由女牢房的人提前早已起好的名字被正式用上了——“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爱用,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复杂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共产党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榨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