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熊咏辉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她向难友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这倒是一个难友们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曾紫霞对她说：“我有个可靠朋友不在重庆，这样就可以躲过李文祥的纠缠，你找她。”并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诉了熊咏辉。就这样，熊咏辉才离开了渣滓洞。可是后来获释的曾紫霞出狱后找到那个朋友，结果发现熊咏辉根本没有去那里。解放后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熊咏辉仍下落不明，实际上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的情况了。十年动乱期间，曾紫霞从外查内调的工作组人员那里了解到熊咏辉的地址。当曾紫霞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昔日同牢难友时，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并且生活还算不错，可昔日同牢难友怎么也谈话不投机了。当曾紫霞问熊咏辉当年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时，熊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让曾紫霞听后内心产生极大震撼：可不是，一个女人，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共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男人成了公众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动特务时，她还有何脸面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女人的这份内心痛苦又何谁能真正理解呢？
做女人太难！做关在监狱里的女人更难，做背着丈夫是叛徒、特务那顶永远耻辱帽子的女人也许是世上最最难的女人。
我知道而且采访过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现在还活着，是当年“红岩”故事中从监狱中侥幸脱险仍活在世上的仅有几个革命同志中的一个。我见她的时候，有关方面告诉我最好不要与她谈论她的叛徒“甫志高”丈夫的事。我遵守了这样的承诺，所以采访很顺利。现年八十多岁的她仍然风采不减，我问她说是不是当年特别漂亮？她哈哈大笑，说，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当年算得上是“美女”了。我知道他的丈夫是四川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被敌人抓捕后叛变了，后来又在监狱时受到革命同志们的帮助鼓励下，并没有继续叛变，所以在敌人实施的大屠杀时也被枪杀了。她的丈夫因为有变节行为，所以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多老同志介绍，她和丈夫过去感情关系一直很好，并留下两个孩子。他们全家在监狱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非常不容易。解放后，她带着俩个孩子，后来其中一个孩子又因车祸而夭折了……几十年来，她的人生充满磨难。在监狱时，她也抬不起头来，丈夫毕竟是有严重变节行为的人，难友们对她并不信任。解放后，由于她一直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她内心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年轻美貌的她坚持不嫁、独自生活，其本身就容易招惹一些非议，更有人拿这个来攻击她是为了忠贞其“叛徒丈夫”。她不知因此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委屈，但她仍然挺了过来。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党员资格因此也受到责疑，而且长时间地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她想通过在单位里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重新入党，然而，等待她的结果是：“你丈夫是叛徒，你不同他划清界限，怎么可能让你再入党呢？”《红岩》小说出版后红了几十年，她则因为是“甫志高”的老婆而黑了几十年……“文革”中，她这个“叛徒的老婆”被整得死去活来，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也许早已离开了人世。直到1981年，她才重新获得组织的平反，恢复了她的党籍。当然，现在她很好，可有谁知道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样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多苦啊！她的心历其实远远超过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苦难，也并不比敌人大屠杀毁灭其生命好受多少！
受辱女人的心是用苦黄莲加泪水凝垒而成的。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像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八九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关于左绍英烈士，需要在此介绍一下：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份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左绍英的丈夫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莹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业，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共产党员的尸体，跟共产党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左绍英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王璞在武装斗争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莹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质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共产党员，又知道即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度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强烈提出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共产党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其实怀的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其实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一堆的礼物：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斗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卷”，小纸包的十几颗鱼干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狱中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还是由女牢房的人提前早已起好的名字被正式用上了——“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爱用，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复杂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共产党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榨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