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与她同去的同学如周玉斌等人的情况，她说：‘凡我能告诉你的，我就回答，不回答就不深问好不好？总之，延安物质条件是差，我刚去时很恼火，现在都习惯了，我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抗日救国事大，个人事小。你现在一心读书，也没有什么？千万不能与国民党人混在一起！’我说：“你回来能够来看我，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同意你的要求。’……我们一起玩的三天，第四天一早我要回校便向她告别。记得那天下小雨，有些冷。她强行要我穿走她的那件从延安穿回来的黑丝绒大衣，说：‘过几天进城顺便来取。’我悄悄问她还回延安吗？她说：‘不去了，我以后就在大后方工作，什么地方还没定下来。’大概三天以后，她来取大衣，并说：我明天就去重庆。我依依不舍的说：‘我来送你。’她摇摇头，说：‘不必了，方便的时候给她来信，回成都时再来看你。’可这一别，她音讯渺无，竟成永诀……”
与成都的女友杨梦萍分手后，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一天，一辆从成都方向来的汽车，满载乘客驶进车站。车子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便捷步过去，挨个盘查下车旅客。一位头戴法兰西小帽、露出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手提着精致小羊皮箱的时髦女郎出现在特务面前。她那目中无人的傲气，竟然让一向狗仗人势的小特务们看傻了，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一定神，才发现那位傲气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这就是由延安来到重庆执行特别任务的张露萍。此时的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满目疮痍和“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闲情中观景，又似乎在借着观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间，迅速转过身子，抬起那双骄傲的眼睛，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时，立即一改散懒的样儿，猛地加快脚步，一拐弯就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给任务”。“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时，在“周公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是叶剑英同志，他见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同志这么性急，便安慰道：“重庆是个好地方，有得玩，又得吃，你先适应几天，再谈工作和任务如何？”。“那好吧，我服从首长命令。”张露萍小嘴一撅，生气时仍然那么惹人喜爱。
“这个小鬼！”叶剑英望着离去的张露萍的身影，笑着对曾希圣、雷英夫说。
之后的日子，张露萍正是过着十分闲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观景，并把重庆几大“名吃”尝了个遍。而她并不知道，这些日子里，“周公馆”发生了一件让叶剑英等中共领导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黄昏，突然有位年轻人趁着黑暗，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同志，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周公馆”是八路军和中共南方局办事处的居地，到处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敌我双方异常敏感。值班的警卫人员见这位瘦高个儿、白净净脸的文弱书生突然闯入，不免几分警惕道：“你认识谁吗？”
那年轻人摇摇头。“可我有急事呀！”他紧张而急促道。
“那你跟我进来吧。”警卫人员带他进了屋。“我见你们的最高领导。”他坚持说。
这时，楼上的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正在商量要事，他们一听值班人员介绍说有位不明青年来了，叶剑英和曾希圣用眼睛对视了一下，说：“你先去看看。”
曾希圣下楼。见了这位青年问：“请问，你是……”
“我姓张。”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因为他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接受他扶了扶金黄色丝眼镜，道：“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戴笠手下的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这不是敌人心脏的人物吗？曾希圣一听内心强烈一震。他强忍震动地静心听着小伙子继续讲：“我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如此冒然！曾希圣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庆这个敌人的大后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随时警惕。这也是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一向强调的原则。他感到眼前这个年青人太特别了。
“我恨透了国民党对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离开这个特务狼窝！请让我到延安去吧！”年轻人很慷慨激昂地说着。
曾希圣毕竟是位老革命者，面对这类事，他开始冷静起来，并带着笑容对小伙子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样，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很感动地点头。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样。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在敌人方面会很快察觉出来，这样对你和对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议如果你那边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然而我们经历调查和研究后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圣说。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青人更是连连点头。“好，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再次扶了扶眼镜，很感激也很兴奋地与曾希圣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馆，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件事在周公馆引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不过很快又平静了，因为像类似的事，周公馆常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警惕，再警惕！”这也是周恩来经常教育大家的话。
然而问题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个张蔚林不仅又悄悄地来到了周公馆，而且这次还带了一位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另位人。他给曾希圣介绍，说这位高个子是他的同事，叫冯传庆，同在戴笠的军统总部搞电讯。俩人的要求一样：想到延安去，跟蒋介石对着干！
这事有点玄乎！曾叶剑英听取曾希圣汇报后，说，对这俩两个年轻人要进行教育和考察，视教育和考察之后的情况再定。
曾希圣按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对张、冯二人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建议他们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
张、冯二人后来确实积极主动地把蒋介石方面不少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公馆，而且这些情报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干这样的事肯定属于要杀头的，但张、冯仍在继续干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叶剑英向中央和周恩来同志也作了专门汇报，组织决定要重用这个通向敌人心脏的“特殊渠道”。
“他们过去是否是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共产党，主动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经我们反复研究，同意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同志为介绍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曾希圣同志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曾与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一起处理张、冯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同志在解放后这样回忆说。
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最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从戴笠手底下跑到共产党的“周公馆”来的几位“毛小伙”吧：
张蔚林，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的年轻人，只有在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里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
张蔚林（1916—194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庭。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平时，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多久，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个学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巨鹿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因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 在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蒙蔽、欺骗一些人去军统工作。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后迁重庆）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累累罪行，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而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相信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