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保存在重庆红岩历史档案馆的“馆藏A类档案…A251”编号的重要材料，是当年叶挺自己亲笔记录蒋介石与之谈话的回忆材料。1996年，叶挺将军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叶正大中将，在延安参加纪念“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活动时，时任军委领导的杨尚昆同志对叶正大说：“我想起一件事，说明你爸爸真不愧是北伐时率部打出‘铁军’威风的硬汉。‘皖南事变’时他被关押，连老蒋（指蒋介石）亲自劝降，威逼利诱，都被他巧妙地顶回去了。我那时就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看见过这个‘笔录’。后来转到哪里去了，我就记不清了！” 事后，叶正大设法通过组织多方查寻，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浩繁的文件资料中查出来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因为不能让叶挺就范，蒋介石认为极丢面子，下令取消对叶的所有“优待”，移禁白公馆看守所。大特务沈醉在解放后回忆这个情况时这样说：“我去看过三四次，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对国民党报纸看了很厌恶，看一下就丢在一边，但又无聊，无可消遣，无人谈话，往往又把丢在地上的报纸拾起再看下去。看守所长侯子川很凶残，打骂犯人，但对叶不敢随便，有时叶还叫他不要对人太过分，没有必要增加别人痛苦。有次戴笠顺便去看叶，先叫我去通知叶，戴进去时，叶还是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把大葵扇。平时去，他还有说有笑。戴去，他理都不理。侯怕叶不认识，便介绍说：“戴先生来看你。”叶坐着不动．说：“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诉过我吗？”戴向他招呼，叶把嘴噜一下，“请坐”。戴看这样，知道没有什么好谈，只问一下他生活情况，叶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看他冷淡，心里老大不高兴，站了一会就走了……
后来叶挺又被转往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在这里，由军统技击班副主任李克炼带领24名便衣和武装看守警戒，叶挺戏称他们是“24大金刚，24个饭桶”。
叶挺夫人李秀文开始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通过李济深的关系，她打听到丈夫叶挺被关押在重庆，于是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戴笠。半个月之后，戴笠才同意李秀文母女到歌乐山下五灵观招待所，与从囚室下来的叶挺相见。当见到长发长须的丈夫时，李秀文泣不成声，叶将军见到母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蒋介石原以为李秀文会劝说丈夫妥协，结果李秀英给叶挺带去的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问候和敬意。叶挺对此极为激动，他知道因此知道了自己在坐牢并不孤立，尤其是听说中共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他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疾笔写下了“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著名《囚歌》。该《囚歌》写成后，由其夫人带出后及时交给了文豪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看后，感慨地称之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后来便在社会上广泛传诵。渣滓洞监狱难友胡作霖还在监狱里将《囚歌》谱成曲，成为渣滓洞的“洞歌”。
自“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叶挺被关事件一直同国民党政府交涉，每次都提出要求恢复叶挺的自由，然而国民党方面总是从中作梗，使叶挺的事一拖再拖。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将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蒋介石仍然不从。1946年3月，我党提出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生俘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再次要求释放叶挺，这时蒋介石才被迫同意。
叶挺获得这一消息后，自然异常兴奋。但由于叶挺的身份特殊，他出狱后到底想干什么，这是许多人士都很关注的事。叶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特务沈醉在他的回忆材料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回忆：
毛主席提出要放叶，我特地好奇地去看叶，看他出狱后办什么。叶毫不迟疑像做了长时间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答我：“我出去第一件事需办的，便是请求恢复我的党籍。”我十分惊异，一直没想到他是一个脱离了共产党的非党员，直到那天我才明白这一情况。他说完后昂起头来，凝视窗外，久久不发一语。我怕碰钉子，赶忙辞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报告，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囚禁5年多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这时他已长发披肩，胡子齐胸。行前，他拢着长须，对长期看管他的特务沈醉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说完，叶挺发出爽朗的笑声，登车驶向他早已向往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驶去。
叶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党申请。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修改了的电文这样回答叶挺：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
4月8日，中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叶挺与夫人、杨眉、阿九、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乘坐的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途中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叶挺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亲笔在《新华日报》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叶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载入红岩革命史册。
二
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反动阶级的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他的特殊性——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其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现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与忠贞情操。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同志，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关于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的狱中情况，像“江姐”、“许云峰”和《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并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江青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刘国鋕、曾紫霞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在敌人监狱里蹲过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有个“疯老子”，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领导的韩子栋。韩是有数的几个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生活过的见证人。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罗世文、车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务抓逮的。俩人开始关在成都的一个院子。罗是苏联留学生，与大特务邓文毅、蒋经国在苏为同学，因此邓文毅想劝罗世文投降，但被罗拒绝。
到息烽监狱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后来又从息烽监狱押到重庆，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后的7、8月份。到重庆途中，经过桐梓时因下雨，桥冲垮等修桥过程中，罗世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内容写得比较简略，不知周总理到底收到没有。到渣滓洞是这年的7月20日左右，关在渣滓洞二楼。当时我关在4号牢房，罗世文关在8号。只关了几天，特务传说罗、车在四川熟，关系多，想法要把他俩另押到一个地方。到了8月10号，突然听说要将他两人押南京，罗世文这时用了纸片写了道：‘此去凶多吉少，高举我们的旗帜。”这纸条后来由我传给许晓轩。许又给了文光甫，文在皮鞋内夹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务们将罗世文和车耀先叫了出去，说是将他们送南京去。几天后仍没有回来，这时我和许晓轩、宋绮云等被押白公馆。在白公馆见一个姓杨的特务用的正是罗世文的脸盆，我们就怀疑起来，后慢慢打听到罗世文和车耀先已经被敌人杀害了……罗世文在狱中表现是好的，
韩子栋在同一日回忆时又补充道：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里的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达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共产党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则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共产党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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