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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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 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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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一中央精神,对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大。一位中央大员到四川后,不顾罗世文等人的反对,坚持主张武装起义,结果在之后的三四个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党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皆以失败为告终。血的教训,让罗世文不得不亲自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9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休止了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也进入了正常状态。

1931年初,罗世文鉴于重庆白色恐怖严重,提出将四川省委迁往成都等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这段时期,由于各地暴动和起义陆续失败,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加之与党中央联系也时断时续,常常几个月得不到上级的任何指示。罗世文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领导四川省委积极主动的工作,他经常鼓励同志们:“虽然我们暂时与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像失去舵的孤舟,然而我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继续战斗,直至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人民武装抗日。罗世文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立即开始领导成都及全省的抗日运动。这时期,红军四方面军由鄂豫苏区进入四川北部,罗世文领导下的四川省委,向苏区派遣了不少党团干部,并积极组织革命兵变和农民暴动,策应红军入川,通过罗世文的努力工作,红军在入川后兵力迅速得到扩张,装备和实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10月,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到川陕苏区工作,一与他同行的有党中央派到川陕苏区的廖承志同志。罗世文出任中央驻川陕根据地党代表,并任川陕苏区党校校长,廖承志任川陕苏区工会秘书长。作为我党重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之一的罗世文同志,这阶段他的专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给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的学员讲授农民问题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时,他以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仅靠一两千字的提纲,就把问题讲到透彻而生动,极受工农干部出身的学员们的赞扬。在今天的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里,还保存了罗世文同志当年讲课用的提纲。在川陕根据地,罗世文与分裂主义者张国焘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结果他被握着党内军政大权的张国焘死死地控制和打击着。1934年春的一个早晨,心中异常忧闷的罗世文独自漫步在通江边上,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阳,百感交集,吟成了《过通江城》三首:

千锤百炼是钢精,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

泾渭何愁不晏清。

肺石光辉昭日月,

熊熊烈火炼忠贞。

巴山气爽艳阳天,

跋涉蚕丛已十年。

味胆铭心期报效,

同袍黾勉著先鞭。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对党的忠诚,而向张国焘表达自己的逆耳忠言,却反被误解的痛苦之心。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罗世文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自觉革命信仰和坚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张国焘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拒绝罗世文、廖承志同志的逆耳忠言,而且于1934年冬,派杨立人找罗世文、廖承志谈话,给他们扣上“蒋介石特务”的帽子,并非法逮捕关押了他们,几次想杀罗、廖俩人。由于罗世文和廖承志是党内难得的高学历的同志,张国焘觉得暂还可以利用一下而没有当下动刀动枪。这期间,罗世文被张国焘重兵监视起来,让他专门起草文件,刻蜡纸,同时还要做相当的苦工。在此期间,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屈一系列残杀白区区的党员、团员的罪行。特别是有一次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用非刑拷打一位绰号叫阮胡子的共产党员,将其背烧烂、脚打断。当时阮胡子见罗世文在旁边,向他看了一眼,高喊道:“我快死了,总有人知道我不是坏人,我是冤死的啊——!”目睹自己的战友被张国焘这样称为之“同志”的人折磨得舍冤而死,罗世文心如刀绞。心里受尽了特殊的痛苦和难言的折磨!罗世文还看到张国焘杀害了曾经在上海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为保卫党中央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以及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99师296团团长吴子太、98师独立团政委李仲泮等同志。罗世文把张国焘犯下的一笔笔罪行都记在心头!

1935年3月,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张国焘公开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红军分裂。被看管的罗世文夫奈跟着张国焘的部队连续两次穿过草地、翻越雪山。长征路上,罗世文穿着单薄的破棉袄,拖着一双肿胀的双脚,面对饥饿、疲劳、寒冷和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屡次处在生死边缘之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和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后因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识破,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了!罗世文也在这时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顿时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党中央对罗世文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政治立场给予高度评价,任命他为红军大学的理论教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到这所革命大学授课。罗世文作为革命理论家,他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的课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欢迎。同时革命熔炉对罗世文也带来了许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罗世文作为张国焘分裂党的见证人,积极参加了党中央发动的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活动,并且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延安革命同志们极大启发和教育。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形成。四川地方军阀刘湘迫于全国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压力和同蒋介石的矛盾,企图选用与蒋对的各种势力,特别是想借用我党力量,与蒋介石抗争,以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同志回川作为我党代表,担任刘湘高级顾问同刘渣进行联系谈判。1937年底,罗世文到达成都,即拜会了昔日的宿敌刘湘。然而这一回他是被刘湘当作重要宾客安排到了戒备森严、豪华堂皇的刘湘公馆。曾几时,刘湘查封了他罗世文和肖楚女合办的《爝光》杂志,并勒令他罗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后刘湘残暴地枪杀了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及陈攸生、邹景贤等四川省委重要干部!与这样一位血债累累的政治宿敌住在同一院庭,罗世文心头难平,可是为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和争取刘湘,期望这位四川军阀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罗世文努力而艰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间,川军到前线作战时,刘湘没有执行蒋介石要他把部队调到济南的命令,而是主动把川军调到中汉路以北与我八路军靠拢,挫败了蒋介石的一次阴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成渝两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在罗世文高超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迅速得到了发展。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家,罗世文极端重视统战工作中积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不仅亲自担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还兼任成都地区的《新华日报》总推销。

1937年冬,罗世文会合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周凤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前先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同志,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领导机构——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罗世文为书记。成立四川省委后,罗世文即去到武汉八路军这办事处,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在由武汉乘船回四川一路上,罗世文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不由心潮湿澎湃,写下了《别汉入蜀》诗篇:

金陵铸鼎梦难圆,

赵构君臣走蜀川。

龙虎苍茫留国耻,

龟蛇黯淡失汤坚。

企图揖盗输缯策,

忍作焚萁蒿里篇。

豚犬诸郎难个事,

终朝坐食误坤乾。

秋风夏口望渝蓉,

百虽蚕丛寓意浓。

劫后余生仇禹贡,

瞻前乐死反尧封。

暗公首义披荆棘,

楚女横流布阵容。

此去西南偿夙愿,

开来继往为工农。

返川后的罗世文,带领省委同志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委、重庆市委以及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三台等中心县委,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达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鉴于四川地区大、交通联系不便等情况,加之当时成都与重庆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实际情况,在请示周恩来及南方局同意后,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1937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一部报纸——《新华日报》,并决定由罗世文负责此报建设。《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进方向,也温暖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灵。

然而,从1938年开始,假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骇人听闻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公然进犯革命圣地延安等我党建立的解放区,而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及革命组织进行残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剌,在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进攻的同时,老蒋把屠刀同时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两百名别动队员潜来成都,策划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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