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进行。怎么办？正在这时，王朴提出一个办法，到他的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当时他的家住在重庆南岩老厂仰天窝，那是个幽静山岗的读书好环境。大家很赞成王朴的意见，他回去商量的结果，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欢迎我们大伙去。我们在王朴家里组织起来集体自学。七个少年互相督促勉励，每天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温习各种功课，伯父伯母对我们集体自学的行动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伯母每天还亲自下厨为我们烹调可口的饭菜，让我们吃饱吃好，好好温习功课。那一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等同学记忆犹深。
王朴在青年学生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意识。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铃、冯励青等老师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师生的周会讲台，公开揭露其所在学校的校长颜伯华吞食公款、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要求校方公布账目，提出由师生代表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并清查以往账目。他的这一行动，在全校引起震荡，进步的师生们都支持他，但也震怒了校长颜伯华等人。不日，校长颜伯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高声宣读了国民党当局严防共产党领导学生动乱的密令文件。会后，颜又把王朴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说“现在政府正在查处学校共党领导的学生动乱，你要考虑好自己的前途；现在离高中毕业才一个多月，你想好了，如果想升大学，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朴看出校长明显在暗示，如果他王朴给他拉回面子，那么颜某人可能在考大学问题上“帮忙”。本以为可以吓唬吓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校长颜某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王朴根本不吃这一套，竟当场毫无惧色地回答道：“颜校长，你对我讲这些，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话就直说吧！”校长颜伯华一听这，气得直喘粗气：“好！你鬼儿子厉害！现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开除你的学籍！你卷铺盖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朴甩袖而去。当晚，学校的进步师生们在宿舍前集会，声援王朴，一直闹到深夜。校长颜伯华预感问题严重，派亲信连夜赶到六十多里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状。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学们动员王朴尽快离校。就这样，王朴暂时辍学了。
王朴在读中学时，家住在乡下。为了看进步书，他经常托同学在重庆市里的书店选购《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等马列和其他进步书籍。他的先进觉悟和进步思想，就是通过这些进步图书中获得的。这一天离校时，他在给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世的未来——幻变的梦境，正如一颗流星的殒华，那瞬间的闪耀，残留下一道光芒，让窥窃者隐约判别它的去向吧！”。王朴在他学生时代，就以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曾对同学说：“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被学校开除后的王朴，并不感到是耻辱，或就此沉沦，而是在家里更加刻苦的自学。这期间他读完了《资本论》、《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传》等；他也爱读鲁迅和沙士比亚的著作。此时的王朴，已是一个学识渊博、政治见解日趋成熟，并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了。因此当时他对自己家庭财产有看法，认为这是对农民的剥削所得。“既然是剥削所得，应当归还给大众。”他的这一朴实马列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脑子中。为此，他后来主动慷慨资助了一位失去家庭供给而又要继续上大学的同学吴盛儒的全部费用。他认为吴盛儒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资助他上进，求学是应该的。王朴的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坚决坚定地动员家母无私奉献家产支持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像王朴那一代成长于抗战初期时期青年，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有两大问题：一是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大片国土沦陷，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一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人生的道路何在？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都要追求这两大问题的解答。王朴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正义感特别强，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追求得更加热切。以他的富裕的家境，本可以好好念书，深造学问，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可是，这些东西和他的志趣、抱负和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相反，是伟大的民族斗争烽火和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成了他人生最崇高和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对此，他也常自豪地对同学们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关心国家大事了。”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生活书店也在重庆设立了分店，发行进步书籍。从那以后，王朴就是《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的忠实读者。他每次进城总要买一批书刊回来，所以在他入狱前夕，几乎保存了全部的《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刊物。生活书店出版的重要书籍，他一本不漏地购买齐全。他有读书的良好习惯，对理论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马列主义原著，他有计划地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度写眉批、做笔记。在假期中，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读书上。王朴眼睛近视，从少年时代起就戴上深度的近视眼镜，可并没有影响他如饥如渴地学习与读书。求知过程中，他逐渐建立了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以后对民族的道路看得清楚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找到了方向。王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和争取了家庭成员的进步。他父亲在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个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善良妇女。王朴先动员母亲一起跟他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这个计划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与同学见面，兴奋地说：“我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争取母亲对革命的同情，这是王朴献身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表现了王朴对革命事业的远见和忠诚于党的高尚品质。
重庆及四川，长期以来经受过封建军阀的长期黑暗统治，各派军阀在此长期混战，搞得民不聊生，社会黑暗重重。所以，这里的爱国青年，无不对封建军阀和反动统治切齿痛恨。可是蒋介石为首的同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腐败、残暴与黑暗的统冶，更甚于原来的地方封建军阀。这更引起了爱国青年的反感与憎恨。王朴的表现尤其强烈，每说到反动派的种种罪恶，他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抗战时期，他就得到这样的结论：不推翻蒋介石反动派的统治，国家民族是不会得救的，更不用说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时期，王朴通过接触和学习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思想进步更大了，认识社会和时局的能力也更强了。抗战初期，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提出了抗日战争的道路与发展规律。这本书在当时蒋管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反动派深为忌嫉。许多同学们都听过王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蒋介石看了《论持久战》一书后，勃然大怒，喊左右来问：“为什么不用我的名义写一本这样的书？”有一个人答道：“报告委员长，这是人家毛泽东先生亲自写的，一般人没有这样高的见解。”蒋介石哑然失措，立即喝退了左右。每每讲到这样的故事，王朴总会发出畅快而爽朗的笑声。
剥削阶级出身的王朴，虽家境富裕，但他的个人生活却相当简朴，直到上大学，仍然穿着朴素的布制服。他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衣着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还有劳动的习惯，王朴有几个弟妹，可在家庭中，他除了带领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还经常干家务劳动。他一生讨厌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1944年，王朴进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同学的活动。王朴的一位复旦大学同学何燕凌先生回忆道：1944年夏天，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新生入学的日子里，新闻系新同学中一个既热情又冷静、既活跃又沉默的四川本地青年，引起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复旦“据点”核心组的注意。他刚入学就把不少同学吸引到他的周围，带领他们一起看《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不久，这位新同学又组织一批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壁报《文学窗》。我党在复旦的“据点”核心组就是通过《文学窗》壁报社的骨干分子主动地与这位同学取得联系。他就是王朴（王兰骏）。我党的复旦“据点”在1944年秋季入学的新闻系同学中能够比较顺利地打开局面，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王朴。后来《文学窗》社的成员越来越多，开展活动有所不便，王朴和复旦“据点”核心组经过商议，议定在《文学窗》周围再办几个风格各不相同的进步壁报，以便更广泛地开展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之后，王朴即受委托在新同学中做串连工作，先是组织了读书会，为成立新的壁报社团打下基础。1945年初，在王朴等人的推动和影响下，以杂文为主的《风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的《榴红》、以诗歌为主的《声音》等进步刊物，相继出现在复旦校园内，为复旦的民主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和热，也促使更多同学走上进步的道路。之后，党组织又在复旦筹办《中国学生报》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王朴被作为骨干吸收到了《中国学生导报》社，被推选为报社的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为这份进步的学生报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创办《中国学生报》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于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进占贵州独山，当时整个“蒋管区”动荡起来。这时，我党针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让敌后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工作者下乡的号召。正准备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