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王，洪雅县人，”陈俊卿沉着回答。
“来这做啥子？”
“做盐巴生意。”
“胡说！你是峨嵋人，快交代你参加共产党多长时间了？”
“我是做盐巴生意的，不知道啥叫共产党。”
“刑法伺侯！”于是敌特分子们先后使用老虎凳、水葫芦、吊打等酷刑，将陈俊卿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不几日，敌特们找来一个叛徒与陈俊卿对质，并由伪乐山行署秘书郑政亲自审讯陈俊卿。
郑政：“告诉你，其他人已说了你的身份，你若交了你的组织就放了你”。
陈俊卿：“我是共产党，你要怎么样？”
郑政：“我让你交出组织，这样我们不仅马上放了你，而且还给你安排工作。”
陈俊卿冷笑一声后：“谢谢，不过我没啥子组织。”
郑政暴跳如雷：“参加共产党怎么会没有组织？告诉你，今天不交组织不行！”
“随你们怎样，没有组织就没有组织！”
郑政见威逼利诱不灵，便令军警特务们拿出竹筷，夹陈俊卿的手指。受尽折磨的陈俊卿屡屡昏迷，却又被凉水一次次泼醒。凶残的敌军特务们又将他放倒在一张凳子上，向他鼻孔里灌辣椒水，陈俊卿又一次当场昏死过去……待陈俊卿苏醒时，已发现自己躺在牢房的草堆上。“佩服你是个英雄，难怪你们的共产党尽打胜仗呢！”看守他的敌伪兵这样敬佩地对陈俊卿说。
中共川康特委侦悉敌人准备把陈俊卿押往成都，便立即组织了大邑、洪雅等县的武装准备在半途营救陈俊卿。可惜已有准备的敌人一再变动路线和时间，致使我方的这一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陈俊卿在被押关乐山时，女儿绍芳和外婆曾带着一些衣服去狱中探望。女儿见父亲在寒冷的冬天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沾满血迹的衣服，又满身伤痕，不由泪水夺眶而出。陈俊卿抚摸着女儿的头，十分安详地说：“不要哭，不要怕，要做一个勇敢坚强、对人民有用的人。”这是女儿听到的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1949年1月，敌人将陈俊卿作为重要“犯人”押送到重庆，并与中共雅乐工委副书记吕英一起囚禁在渣滓洞男牢楼下3室。
“11·27”大屠杀的那个深夜，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渣滓洞中的革命者实行血腥的屠杀。陈俊卿与吕英这对地下党雅乐工委正副书记，合戴一副手铐，肩并肩地走向刑场，为党的事业一起英雄地面对敌人的枪弹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七
在“11·27”大屠杀中，其中有位过去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年轻的归国华侨也被国民党特务残杀在渣滓洞。他叫廖瑞卿，矮矮的个子，黑胖胖的脸，说一口地道的广东话，牺牲时年仅24岁。
这位热爱祖国、忠诚共产党的华侨战士，在反蒋斗争中，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写下了永远让历史记忆的辉煌一页——
1925年，廖瑞卿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一个华侨家庭。读中学时的廖瑞卿，听父辈们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暴行我华北，在南京大屠杀…等等血腥悲惨的一桩桩事后，毅然决定要回祖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誓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境，以尽祖国儿女的报国之心。 1941年，16岁的廖瑞卿告别了父母和亲人，登上从印尼爪哇岛驶向祖国的轮船，这时的他，恨不能一步登上祖国大陆，立即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回到祖国后，正值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廖瑞卿顿时被这等无法想像的“怪事”惊呆了：为什么不打侵略者却要灭自己的同胞？他不解；在广州，廖瑞卿接触到的不是积极抗日的活动，而是国民党到处抓捕、杀害那些一心想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罪恶情景。胸怀满腔爱国热忱、却是报国无门的廖瑞卿，最后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只得流浪在街头。他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果。
1943年，廖瑞卿辗转到达重庆。一份叫《西风》的杂志社登报招聘雇员，他被录取做收发和邮购工作，算是有了碗饭。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本以为可以翻身的廖瑞卿却被搬往上海的《西风》杂志社解雇了。后经同乡介绍，他到内江高等法院第十分院当录事和收发。靠微薄收入生活的廖瑞卿，却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购买很多进步书籍和杂志，如饥如渴地阅读，这使得他有了进步的思想意识和渴望追求革命的理想。那时，廖瑞卿最喜欢看的一份报纸《新华日报》，报上那些救国救民的文章和报道，常令他心潮澎湃。年轻单纯和追求进步的廖瑞卿，哪里知道此刻反动特务已经注意到了他……
1947年6月1日，蒋介石再一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进行大逮捕。3日凌晨，当山城重庆的人们正在沉睡之中，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法院，抓走了廖瑞卿。在敌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吕祖庙看守所内，特务们多次严刑拷打，廖瑞卿承认是共产党和交待组织同伙。廖瑞卿嘲笑敌人，说我巴不得是共产党呢！他的不屈不挠，反而让敌人确信他一定是个“顽固的共党”。不久，他被押解到渣滓洞监狱。
对革命者来说，敌人的监狱是锻炼革命意志的熔炉，是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难友们爱护这位举目无亲的青年华侨。与廖瑞卿同一室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表现，让他深受教育和帮助，也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从此这位说话有些洋气、长得一副广东仔的年轻华侨与狱中的共产党员团结融合在一起，并事事处处毅然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和发动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如绝食斗争、追悼新四军战士龙光华大会、1949年元旦祝捷活动。有一次监狱特务问廖瑞卿：“你现在好像真共产党了！”廖瑞卿昂着头，骄傲地回答道：“共产党还有假？我就是！”。据说，狱中党组织已经准备考虑吸收廖瑞卿，然而垂死的敌人提前实施了大屠杀——1949年11月27日夜晚，这个远离父母姐妹，满怀壮志归国抗日的华侨儿子，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机枪弹下，他把热血洒在他心爱的祖国大地上，他把忠诚留给了他向往的共产主义信仰之上……
八
讲“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身份特殊的人物中，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讲。她就是“红岩村”的女主人——饶国模。
这位重庆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在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谈判的时候，曾经专门宴请过她；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特邀她赴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称颂她是“革命妈妈”……是她把“红岩村”——重庆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重庆的象征和代表，在那里孕育和产生的“红岩”精神，成为我党继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之后同样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并永远高扬在中国人民心中。
饶国模，女，字范英，又名绍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铜梁县云露乡，现今属重庆市大足县国梁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国梁乡这个地名，就是因为纪念饶国模的二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而得名。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饶国模，其祖父饶有山，自幼苦读四库全书，研习经史方略，一心只盼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却不料因读书用功过度，劳累成疾，不幸早逝。父亲饶树奇，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虽然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满腹经纶，才华过人，但却屡试不第，看着自己已过不惑之年，只得拿钱捐了一个九品的闲官。
饶国模父辈一家，有三子一女，饶国模排行老三。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后来在国民党内做事；二哥饶国梁，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其女饶友瑚，1936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与建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冯定（当时叫贝叶）结婚，后来饶友瑚不幸因肺病于1939年病逝于红岩，现葬于红岩公墓。饶国模的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儿子们将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和国人的楷模，因此为自己的子女四人分别取了这样极具代表意义的名字。饶国模之所以能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友人和同路人，正是与她出生在这样一个新旧变革、富有强烈革命气氛的大家庭有直接关系。
在孩子启蒙教育时，父亲曾经将儿女们如到跟着，问他们长大后都想干什么时，老大国栋说：“加入同盟会，推翻清朝。”老二国梁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老四国材说：“为国为民，报效祖国。”轮到女儿饶国模说时，这位小小年纪的巾帼少女，竟然学到哥哥的腔调，站定屋子中央，双手叉腰，高声道：“我是女的，长大了第一不嫁人，第二学两位哥哥，为国家民族出力，做个巾帼英雄，不让你们须眉。”父亲饶树奇大喜，说将来我的闺女，非同一般，定当国家大梁。
青少年时期的饶国模思想进步，性格豪爽，追求上进。勤奋好学。读完中学后的饶国模，于1912年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她受到谭嗣同、秋瑾以及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二哥饶国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响，一身爱国主义思想。她自已作主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的恋爱与结婚，表现了她在男女平等方面的进步主张。学业完成后的饶国模，回到家乡任小学学教师。后因丈夫刘国华在重庆铜元局工作，饶国模便携子也来到了重庆。她是个思想解放的妇女，因不愿在家当职业太太，便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三友实业社”，开始走实业救国之路。1930年，饶国模用自己经营活动积攒下的钱，在重庆市郊的红岩嘴买下了300多亩荒谷坡地，办起了以种植花卉、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农场，并起名叫“大有农场”。善于经营的她，既然经过六七年的辛苦经营，昔日荒芜的红岩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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