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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9日，谢育才、王勖一家人被押出集中营。
然而特务们一直将他全家紧紧盯稍着。 时间一天天过去，谢育才夫妇焦急万分。有一天，特务突然来问他：“电台的密码你知道吗？”谢育才应道：“我不懂这个。”特务又说：“我们已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要你回‘全福处’，‘全福处’是什么意思？人名还是地名，这你应该知道吧？”谢育才一听，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全福处”，应该指的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刘全福处，老刘负责着南委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估计敌人真的利用电台与南委接上电讯了，难道南委已经暴露？如此一分析，谢育才更加焦急，可又不能让敌人看出真相。急中生智的谢育才这样与敌人周旋道：“我想起来了，‘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我在那里住过的。”这个地方与刘全福所在的闽南平和县相距400余里。谢育才想的是：如果能找到刘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了。
敌人是如何与南委电台接上关系的呢？《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这样写道：“1942年2月（春节）后，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电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南委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南委书记方方曾将此情况提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谢育才5月中旬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这个情况与谢育才分析的现状差不多，敌人用江西的电台取得了南委的信任，并且得到南委要谢育才去曲江见郭潜的情报。再也不能等了！1942年4月29日深夜，住在后面平房里的看守，因有事外出一直没有回来，而前面房子里的两个特务，又到邻居处聊天，迟迟未归，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只能拼死一搏了，哪怕牺牲也在所不惜。
当时他的孩子已经熟睡，若带着孩子走，万一孩子啼哭，则前功尽弃，若放弃孩子离开，未满周岁的孩子明天将会怎样？生离痛过死别，孩子本来就跟着他们受尽折磨，今日一别，也许永世不得相见，是生是死，只能听天由命了。既是革命者又是为人父母，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哪有父母愿意将孩子抛弃？作为革命者，谢育才必须越狱为党报警，作为父亲，只好寄希望于庄家人良心发现，庄家没有孩子，应该不会杀害无辜的孩子吧？吻了又吻熟睡中的孩子，夫妻二人忍痛割爱，跳出窗外，越墙逃走。谢育才把事先写好的两张纸条压在园中石板上，一张条子上写了首诗：“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以表明心迹。另一张条子是写给庄母的：“庄老太太，孩子是没罪的，请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小心翼翼将园门打开一条缝，两人闪身而出，很快钻进小巷里。夜深人静，两人不敢稍懈，一路连奔带跑，朝着原先观察好的方向迅速奔去。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为了不至引人注意，谢育才用偷偷带出来的剪子，将王勖头发剪短，换上用旗袍改的短衣，女扮男装。白天他们躲藏在被盗挖过的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头积水解渴，晚上，到天黑尽了才敢出来，急匆匆赶路。途中曾碰上土匪，将他们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手表也都搜走了。
走到离泰和100多里路的时候，因为心急改为白天走公路，以加快行程，却不料碰上抓壮丁，将他俩抓到乡公所。到了乡公所，一搜身，发现王勖是女扮男装，谢育才急中生智，谎称两人是自由恋爱，遭受家庭阻挠，所以从吉安逃回家乡平远，乡长对他们的一套说辞半信半疑，因为当天是圩日，围观者很多，大家都很同情他们的“反封建行为”，乡长见他们身上没钱，又不想惹麻烦，于是就放了他们。谢育才趁机提出要求，要乡长发给路条，许多围观者也纷纷支持他们，乡长怕再添麻烦，干脆开给路条，二人因祸得福。
终于可以在大白天走路了，王勖又回复女装，穿上旗袍，两人激情满怀，希望早日到达南委！由于盘缠不够，谢育才把仅剩下的一件御寒衣物——毛背心也卖掉了，最后连那块露宿山间用的油布也卖掉做路费。日夜兼程，谢育才的脚底打起了血泡，走一步都钴心的疼，一瘸一拐，欲速不能，心中十分着急。路途中，谢育才深怕自己赶不及而使南委遭受破坏，按下山时，南委电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写了一一封信：“江西最近伤寒病流行，注意提防传染。”5月22日，谢育才夫妇风餐露宿，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经过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终于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 谢育才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中心区委书记张全福。谢育才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南委的安危，当听说南委安然无恙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当晚，谢育才奋笔疾书，将自己被捕和逃离的经过，详细写了一份报告，将江西省委被破坏、颜福华等主要领导人叛变、与南委通讯联系的电台已被敌人控制等情况，如实进行了报告，并报告了郭潜的通讯地址已被敌人掌握，建议南委立即转移。
几日后，因南委电台摇机员投敌叛变，发生了南委电台被袭事件。由于谢育才及时报警，南委书记方方和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周密布置撤退转移，又给郭潜发一密码电报，要他立即撤退。可是，郭潜却疏忽大意，收到电报后未及时译出，被特务逮捕，立即叛变，破坏了粤北省委，并亲自带特务破坏了南委，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及南委交通站长被捕。电台被袭、南委事件，都发生在谢育才越狱归来不久，谢育才夫妇因此受到特别怀疑。这既在情理之中，而同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比在自己革命队伍里蒙受不白之冤更令人痛心的了。
谢育才夫妇弃子越狱后，一直接受组织审查。从1942年7月至1944年冬的两年半时间里，谢育才隐居在潮安，过着没有党组织生活的日子，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1944年底，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谢育才参与了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工作。1946年，谢育才随华南游击队北上山东烟台，接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他的历史审查。他襟怀坦白，如实向党交代了从被捕到签字、越狱赴南委报警的全过程。由于当时江西仍属国统区，无法进行详细的调查核实，故审查结论为：不管谢育才同志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补行开除党籍处分。但姑念谢育才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所以对其进行党龄处理：一、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二、从1942年4月越狱回南委到1945年参加韩江纵队时止，作为考察期。”
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更加努力工作，为解放海南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6月，谢育才受命担任广东省汕头市首任市长，全心投入汕头市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此时，意外又发生了：谢育才夫妇在越狱时丢下的孩子谢继强，被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解放前夕，庄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在进行策反工作时，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庄表示，如谢育才想要回孩子，他愿意送还。得此消息，谢育才夫妇真是喜出望外。经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孩子终于回到谢育才夫妇身边。
广州市公安局因与庄祖方联系，被错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开除党籍、逮捕、监禁，谢育才因此事受到牵连。此间，在清理江西特委遗留的档案时，发现谢育才在离开集中营时，曾在“死结”、“密结”上签字，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所谓“死结”即“个人政治上无保留”，“密结”即“离营后要保守集中营的秘密”，这是任何人离开集中营的必需手续。在那个极其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无论谢育才如何解释，均无济于事，他再次失去了政治生命……
后来谢育才被安排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对党赤胆中心的他，一面勤奋工作，一面继续申诉。1957年，组织上根据谢育才的表现，同意他重新入党，并被派往海南农垦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然而十年浩劫期间，谢育才的问题再次被造反派们当作“特大反革命分子”和“大叛徒”被又一次揪了出来，并立即开除党籍。1977年，久经磨难、极度苦闷的谢育才郁郁而终。临终留下遗言：我虽历尽坎坷，但坚信组织最终会理解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几经周折，1999年1月8日，中共广东省纪委发出第一号文件，内容是：“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经中央纪委常委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此时，谢育才已去世22年……
谢育才是个悲剧式人物，他的经历和冤屈也非常人所及，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