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妈妈曾经寂寂无闻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她毅然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她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都没有能动摇她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很多报刊、杂志上都登载了妈妈的事迹。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李继业的妈妈杨汉秀的遗骨，晚了41年放进红岩革命烈士纪念地。就是这样一位历史非常清晰的烈士，为了给予她应有的正名，烈士的亲属和战友们曾经到处寻求组织解决和帮助寻找遗骨的工作，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仅仅为调查烈士被害过程和寻找与挖掘烈士尸体就运用了数以百计的人员，其间历尽的周折难用笔墨形容。最后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等重要证人出面作证，也不知结果如何。然而，毕竟杨汉秀这样英雄名字还是被最终列入了红岩革命史册上，可相比与杨汉秀，还有许多革命先烈的死后命运就要差得多了。
三
“11·27”大屠杀，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考验实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那里已经牺牲了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战友、亲人和组织……当然，那些革命烈士们自然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风云变幻中的主角。这些主角，他们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们牺牲后的很长很时间里，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一直就没有完结过，而且有时则越变越复杂和曲折。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那场“文化大革命”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经有一段时间，江青掌握了主宰中国文化命运的生杀大权，在她推行“样板戏”的同时，对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艺术一概否定之，《红岩》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红岩》中出现的英雄人物自然跟着倒霉。除了“江姐”命运稍许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对“红梅赞”很欣赏，所以胆大妄为的江青没敢全盘否定江姐，但江青知道有一个人特别欣赏《红梅赞》，这个人就是当年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江青为了实现她彻底否定《红岩》，便在一个重要场合放出这样的风：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没有一个好东西。这话一出，立即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牙们用来诬蔑和陷害《红岩》及其“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所有革命志士。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江青的一句话，几乎使所有与“红岩故事”相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场浩劫对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们的亲属与战友们带来的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讲绝不逊色于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实施的惨无人道的那场“11·27”大屠杀的残酷。这是因为，当年像江竹筠、许晓轩、陈然等面对法西斯分子的屠杀还可以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表现自己信仰的口号，而在这场政治浩劫中，许多革命先烈士，他们原本已经安稳的尸体和灵魂，却要被“造反派”们从烈士墓中挖出来扔弃在荒地里、阴沟下……他们的那些本来已经擦汗眼泪的亲属们，则重新被一个个撕开痛失亲人的伤疤，甚至直接或间接地被推到革命的反面，接受更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摧毁性的心理打击。在重庆，在四川，曾经出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纪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涂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明书被“没收”并烧毁，烈士的子女成为“黑五类”。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纪念会，被诬蔑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复辟会”。有一位烈士的母亲因为事先并不知道造反派已经将其牺牲的儿子列入了“叛徒”黑名单，所以依旧去参加纪念活动，结果造反派将其拳打脚踢，像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向她儿子施暴一样，让烈士的母亲坐老虎凳，最后烈士的老母亲被活活的折磨死去。《红岩》作者之一的罗文斌之死便是例证，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经在敌人的白公馆屡受特务分子严刑拷打而不曾屈服过的丈夫，怎么可能会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吓和污辱下就“跳楼自杀”了？厉华坚信，他从上世纪八十年初第一次接触到那份由罗文斌当年在出狱向组织写的《狱中报告》不可能无原由地少了两章半内容，“肯定罗广斌在《狱中报告》上面的内容更具体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狱中和平时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会想尽办法让原本完整的报告出炉，然而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厉华认为。
以为推翻了蒋家王朝、曾经统治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到了台湾，我们大陆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太大错特错了！如毛泽东所言：一切垂死挣扎的反动阶段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的，他们始终不渝地会寻找机会对真正的革命者和我们的事业进行各种各样的报复和破坏。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反革命目标，借“文革”的机会，制造“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这样严重违背客观历史的政治结论，从而造成了与“红岩”和“11·27”大屠杀中相关的所有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彻底的颠覆，由此也使他们的亲属、战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有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一起被敌人作为“重犯”枪杀于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岁就入党的“红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担任过中共地下党川东临委及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为了革命事业，他屡屡出生入死，承担组织交付的一个个艰巨而机密的事，同时袁尊一又独立担任相当量的组织工作，单线发展和培养了如涂兆兴、幸锡祥、谢以思、谭月英等一批同志入党。王璞同志牺牲后，袁尊一作为了解川东地下党组织的特殊人物，他又与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等同志并肩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接受了残酷斗争条件下的种种考验，具有卓著的组织能力和对敌斗争经验，在同志们心目中威性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时，在到重庆市临江路的地下党员何忠发那里时，因叛徒刘国定出卖了何忠发而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们被捕的。由于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特务们曾让叛徒刘国定当面与袁尊一对质，袁尊一大义凛然，将刘国定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特务头子徐远举不相信年纪轻轻的袁尊一这么“硬扛着”，便亲自审讯，结果一无所获。袁尊一的坚强表现在这位心狠手毒的特务头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在我监狱里接受改造的徐远举，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过关于袁尊一的话：“袁尊一，20余岁，四川人，地下党员，1948年夏，他去临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馆与地下党员何忠发联系被捕，以后牺牲于渣滓洞，被捕时特务们在他身上搜出一两金子，我同他见了一面，我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他说：‘家住在朝天门，只有一个老母亲……’他反复说：‘我母亲虽然没有饭吃，不会要你们的钱的。’”可见，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质诱惑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49年11月14日，敌人之所以将袁尊一作为与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杀害，足于说明他在敌人眼里的份量。就是这样一位令敌人都感到心惊肉跳的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却在“文革”中被诬陷是“叛徒”。关于袁尊一，他的战友们还知道他在生前做过几件特别令战友们感动的事，那就是他还收养了烈士王璞和左绍英夫妇的女儿小凯渝（解放后改名为雷咏雪）。袁一家为了让烈士的后代少受心灵伤害，百般呵护，关爱无比。可是袁尊一牺牲后，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到3岁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发展的地下党员谢以思，承受不了失夫丧女的沉重打击，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亲为了让烈士儿子有人继承，便将袁尊一的亲胞兄袁昭仪之子袁继武作为烈士之子，而且这一过继关系，得到了政府认可，从此没有了后人的袁尊一有了继承人。然而，令人无法理喻的是，像这样一位实际上是“断后”的共产党人，江青及其爪牙们仍然没有放过对他们的污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诬蔑为“叛徒”后，原来在敬老院的他的贤良而有觉悟的老母亲也不得到照顾，被病魔拖死于1971年；曾经是他妻子的谢以思也没有被造反派们放过，长期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牛棚里罚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于1978年，时年不到60岁。连“父亲”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过继来的儿子袁继武也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被剥夺了升学、当干部的种种权利，一直生活在最低层……
袁尊一烈士及其他的亲人们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激愤了他的战友和同志。有一位曾经是以袁尊一为革命引路人、女地下工作者谭月英（后改名叫谭群生），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的战友和上级的袁尊一烈士会在牺牲后受到如此残酷的诬陷和他全家的政治迫害，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开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迹，历时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迹》的文稿出版工作。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与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战斗中，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上级但始终没有表白过一句话的女共产党员，当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儿、妻子改嫁、养女也被领走后，便默默地将自己的女儿改名为“杨袁锋”，默送给烈士作义女。为了感谢这位后半生几乎是在为烈士而活着的、心怀诚挚爱情的女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袁尊一的事迹，在此我们摘录谭月英女儿根据她母亲几十年整理收集的袁尊一事迹而作的一次讲演：
我名杨袁锋，1962年在重庆出生后。为了纪念“11·27”烈士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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