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工人愈来愈多，就其纲领来看是愈来愈有革命性了。
七月王朝最后八年的特点是共产主义宣传的大大开展。当时工人阶级显然已倾向于共产主义。原始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工人阶级中失去了影响。伟大空想主义者的信徒们在这个时期都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冷眼旁观。恩格斯写道：“在1847年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的运动。”①德萨米的学说就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是想给这个运动以理论上的论证。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6页。
德萨米的体系始终没有能广为普及；1848年以后，他的体系长期被人完全遗忘。然而德萨米的著作，特别是《公有法典》一书，虽然有许多显然是文字上的缺点，但却有极其丰富的独特的见解，这是他的同时代人和对头——卡贝所万万不能企及的。德萨米无疑地应被认作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空想共产主义的一位极伟大的代表人物。
德萨米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空想主义者，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他一贯捍卫对世界和对人的本性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就使某些社会主义史学家有理由称他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①但是，德萨米据以作为其理论的根据的唯物主义，是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对社会发展的看法上，他没有能够超出唯心主义。我们看到，在《法典》中朴素的唯理论的道理虽很多，但德萨米却远未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社会万恶”的起源以及将来按公有原则进行的社会改革。
①马朗：《社会主义史》，1882—1884年巴黎版，第2卷，第153页；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的起源》，1948年巴黎版，第190页。
曾亲身参加革命运动的德萨米，他的理论无疑也是有革命立场的，虽然他的某些说法是不恰当的（对理解他的真实思想来说）。他等待人民起义来“医治”社会。他认为强有力的革命政权是确立新制度所必需的，革命政权应当采取坚决的革命措施：剥夺富人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但是德萨米全然忽略了使社会革命可能发生和必然发生的物质条件，而仅限于从纯粹唯理论的观点指出革命的思想前提——指出公有思想在舆论方面的胜利。
德萨米既是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提高过程的目击者和观察家，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未来的革命的主要力量，有时甚至把这种革命叫做“无产阶级革命”，那是很自然的。他并不是看不到城市工人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但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德萨米的理论也不很明确。他没有唯物辩证法这个工具，因而既不能说明无产阶级产生的原因，也不能说明无产阶级社会作用加强的原因，从而也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将来胜利的必然性。何况，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德萨米说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还不很明确，这反映了工人阶级在那个发展阶段上还远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区别于城乡贫民的界限。
四十年代秘密社团的共产主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一种“尚少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新的革命理论。德萨米认识到，为使革命运动成功，就需要“体系”，需要“原则”。但是要想从十八世纪的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出发，创立一种能够科学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德萨米的体系，也和他那个时期的其他空想主义者的体系一样，同样是空想的，同样无法解决历史向工人运动提出的任务。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6页。
我们认为德萨米的学说无疑地具有空想的性质，但也不应当就此抹煞他的功绩。在十九世纪的空想主义者中，在德萨米以前没有一个人曾这样明确地提出社会革命问题（虽然他也没有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德萨米以前的空想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地看到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对社会改革事业的意义（虽然他也没能充分估计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德萨米把共产主义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也是值得重视的，虽然由于以显然不合乎这个目的的十八世纪唯物主义为基础，这个尝试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在德萨米的著作中将革命的巴贝夫主义的传统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相互结合起来，这对社会主义史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十分熟悉德萨米的著作。马克思收藏有德萨米的几本著作，上面有马克思所做的许多标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德萨米作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写道：德萨米“……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②马克思把德萨米的学说与其他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学说相比较，认为德萨米是属于当时“比较有科学根据的”共产主义者之列。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7—168页。
（译自德萨米《公有法典》，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俄文版，第5—66页。）
泰奥多·德萨米传略
＇苏联＇B·C·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 冀甫译
德萨米是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法国革命的秘密团体的积极参加者，空想共产主义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1848年革命的杰出活动家。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充分地、全面地搜集到关于这位杰出人物的传记材料。
在《公有法典》作者的短促而又紧张的一生中，一般说来，是无法把他的个人生活的编年史同他的革命活动史分开的。我们所知道的德萨米的传记，就是他的政治活动的传记。在他的“传记”中，关于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材料、思想斗争和革命斗争的事实，完全压倒了狭隘传记性的因素。这点便表现出了他那种“完全抛开自己”的精神。依照德萨米同时代的一位革命家的说法，这句话被他们理解为“对事业的忠诚”。
泰奥多·德萨米1803年生于吕松（旺代省）。他曾学过医学、哲学和法律，后来在外省当过教师。在三十年代（看来，是在他移居到巴黎之后），曾经深深地被卷入到当时法国所特有的共和运动的浪潮中。而在这几年中，工人阶级开始在这一运动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德萨米也正是把自己的命运同这种自觉的、已经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提高到独立地位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
德萨米参加这个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他加入密谋的社团，这个社团的思想家和领导者是奥古斯特·布朗基。在三十年代末，德萨米加入了一个这类的社团——“四季社”。
四十年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法国为在先进的工人中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德萨米于1838年底，当他出版了根据道德和政治科学院提出的题目所写成的一本著作时，初步试图有系统地叙述共产主义思想。这本著作的题目是：《各族人民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进展超过实用道德方面的进展。探讨这种差别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德萨米在这本著作中已勾划出他的理论的许多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后来在《公有法典》中曾得到极为详尽的发挥。这里面包含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尖锐批评：“无产者的悲惨状况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的痈疽”、“他们被宣布是自由人，……可是他们的双手已被铐镣弄得满是伤痕，他们陷于赤贫的绝境。他们有habeascorpus（人身保护法），可是他们没有面包，他们的子女也在他们的主人的鞭笞下从事18小时的工作”。
就在当时，德萨米已经认识到，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把社会从一切社会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曾竭力在工人中间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
1840年（7月1日），德萨米曾和皮佑一起在别列维尔区举办了一次共产主义聚餐会，当时有一千二百人参加。德萨米在这次会上发表了关于平等的纲领性演说。四十年代初，他在一个社会团体的机关杂志《平等主义者》（《Fgalitaire，journaldeI’organisationSociale》）上面进行文字宣传（这几期杂志是在1840年5月和6月间出版的）；他还参加了《公有主义者》（《－munautaire》）和《人道主义者》（《L’Humanitaire》）这两家杂志的工作。德萨米的许多辩论性的小册子和论文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种口头上和文字上的共产主义的宣传，无疑地对于四十年代许多工人团体共产主义纲领的形成是有帮助的。看来，德萨米曾是“平等主义工人社”的组织者之一。这个社的社员，就其纲领和策略的观点来说，是接近巴贝夫和“平等派”的传统的。稍后，在“平等主义工人社”瓦解后，便产生了“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社”。这个社于1847年被警察当局所解散。在搜查该社社员时，曾发现德萨米的著作。这时，他本人似乎已经不直接对革命团体进行领导了。
德萨米在四十年代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其目的在于反对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在工人运动中充当资产阶级影响的传达者的前圣西门主义者毕舍一批人，反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宣传者——拉麦涅。德萨米曾于184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自己反驳自己的拉麦涅》的小册子，以此来对拉麦涅的观点进行批判。
同时，德萨米还同样坚决地反对当时空想共产主义中的“和平”倾向，强调指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种倾向的主要理论家是埃蒂耶纳·卡贝。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于1840年问世，并于1842年再版。
德萨米为了力求把一切“共产主义”力量都联合起来，曾于1839年同刚刚亡命归来的卡贝接近，在编辑《平民报》方面任卡贝的秘书和助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