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跑了,树就这样跑了。为什么呢?!
在此后的时光里,在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他慢慢地、朦朦胧胧地品出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几乎笼罩了他的整个童年。
在上梁,姓冯的只有他们一家。
这就好比一大片谷子地里长了一株高粱,很孤啊!
“老姑夫”,这就是人们对父亲的称谓。因为父亲是上梁的女婿,他是挑着一个担子入赘的。在村里,从来没有人叫过父亲的名字。在平原的乡野,“老姑夫”是对入赘女婿的专用称呼。这称呼里带有很多调笑、戏谑的成分,那表面的客气里承载着的是彻骨的疏远和轻慢。从血缘上说,从亲情上说,这就是外姓旁人的意思了。
那么,铜锤家又有什么呢?
铜锤他娘是很厉害,很会骂人,一蹦三尺高!动不动就两手拍着屁股,野辣辣的,这他知道。但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敢去撒泼骂人,她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那是一刀肉吗?
在童年的很多日子里,他一直认为父亲是败给了一刀肉。
铜锤他爹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绰号,叫“刘一刀”。刘一刀原是个屠户,杀猪的。据说他杀猪只一刀,割肉也只一刀,不回刃的。后来他成了镇上供销社的一个食品门市部的主任。说得刻薄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卖肉的。一个卖肉的有什么呢?这真叫人弄不明白。但是,村里村外,跟他点头的人很多。在镇上的公社里,也常有人请他喝酒,有时候就醉倒在村路上。每每,他骑着那辆瓦亮的“飞鸽”自行车回村来,车把上会摇摇地挂着一刀肉。他常常是车也不下,就那么跨着顺手把那刀肉丢给了国豆……村里人要办什么事,也会把他请去,说,刘主任,还得你下手哇!他就摇摇地去了。他人长得虎熊熊的,腰里常勒着一根布带,那根布带总是露一点布编的绳头儿,在腰间甩甩的,这就是屠户的标志了,而后跳进圈里,“噗”一刀扭头就走,蹲在一旁慢慢吸烟,等那肉净了,他又会从裤腰的布带上摸出一个红章,在嘴上哈一下,又是“噗”的一声,盖一红霞霞的戳。走的时候,主家会让他带去一挂猪下水,也并不带回家去,又是随手丢给了国豆或是谁……
还有什么呢?
有一段时间,他——钢蛋偷偷地在那堵墙上挖了一个小洞,悄悄地去尿那树!一天一泡,他想把那棵树用尿活活烧死!……可最终他还是白尿了,那树却一天天地茁壮成长。
就这样,那棵树在他眼里又长了三年,长了一树的“蚂蚁”。每当他默默地从村街里走过的时候,人们会说,这孩子的眼怎么这么毒哪?后来,村人的态度突然都变得很亲切,每每见了他,就热乎乎地说:“钢蛋,吃了吗?”“钢蛋,给,哑巴秆,甜着呢。”“钢蛋,给块红薯。”……他先是茫然。而后,他渐渐就明白了。人们还是有是非的,人们是在委婉地向父亲表示歉意。在他品味出来的那一刻,他很想哭。
后来,刘一刀把那棵树卖了。卖给了邻村的匠人。
那天,当拿着一杆木尺的邻村匠人来看树的时候,父亲正好不在家。他在,他就在墙根处立着,代表他的父亲默默地望着那树,那树十年了,已成材了。那匠人来到树下,用木尺敲了敲那树,往上瞄了一眼,而后说:
“树聋了。”
刘一刀说:“不会吧?好好的树。”
那匠人坚持说:“聋了,这树聋了。”
刘一刀一皱眉头:“这咋说?”
匠人说:“树长聋了,内里糠。你不信,锯开一看就知道了。”
刘一刀说:“你说多少钱吧?”
匠人看了看树,再一次说:“聋了。五十块钱,不能再多了。”
刘一刀说:“去球吧,桐木啥价?你以为我不知道?!”
匠人说:“我不骗你,刘主任,我敢骗你?这树聋了。”
刘一刀不耐烦地说:“算,算。你说多少就多少!”
这时候,他挺了挺身子,突然说:“这是一棵会跑的树。”
刘一刀的脸色陡然变了,他瞪着两眼,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到墙根前的时候,他站住了,死死地盯着他。
他就那么直起头来看着刘一刀,默默地。
片刻,刘一刀突然笑了,说:“这孩子真会说话。”
是的,正是这棵树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早熟。有一棵幼芽在他的心里慢慢地长着,一天天地长成了自己的“父亲”……
挂在梁上的点心匣子
在他九岁那年,父亲正式交出了家庭“外交”的权力。
九年的时光里,娘接连又生下了“四个蛋儿”:铁蛋、狗蛋、瓜蛋、孬蛋。娘说,都是吃货,一群嗷嗷叫的嘴。
那时,家里的日子日见困顿。有一段,为了顾住这众多的嘴,父亲曾经偷偷摸摸地重操旧业,担着挑子,手里摇着拨浪鼓,干起了“糟头发换针”的勾当。父亲的挑子里藏着一个玻璃瓶子,那是他的“宝瓶”,那瓶子里装着花花绿绿的糖豆,他就是用那些糖豆去勾人的。可他总共干了没有几次,就被镇上“市管会”的人捉住了。被捉住的那一天,父亲身上被人刷上了糨糊,身前身后都贴着墨写的大字:“投机倒把分子!”而后又拉他到四乡里去游街……从此,父亲再也做不起人了。
那时候,所谓的“外交”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除了应时应卯地到队里开会、分菜、分粮食之外,也就是亲戚间的相互来往。按平原上的俗话说,就是“串亲戚”。在平原的乡野,“串亲戚”是一种纯民间的交际方式,是乡村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那也是生活状况的夸耀和展示。生娃要展示,娶亲要展示,死人也要展示。在这里,一年一度的“会”是要赶的;婚丧嫁娶是要“问”的;还有一些民间的节日也是要“走”的。
早些年,代表一个家庭出外“行走”的自然是父亲。那时候,父亲总是穿着他那件干净些的褂子,手里寡寡地提着一匣点心,有点落寞地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父亲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他知道他的“脸面”就提在他的手上。所以,临出门的时候,他嘴里总要嘟囔几句:“就一匣。”娘总是还他一句:“还能提几匣?你老有?”于是,父亲就不再吭声了。而后,郁郁地走出门去。
说起来,在村子以外,他们家的亲戚并不算多,经常来往的也只有三四家。两个姨家,一个姑家,一个叔家,那叔叔还是“表”的,算是父亲早年的一个朋友。就这么三四家亲戚,父亲“串”起来,还是觉得吃力。就提那么一匣点心,他的“脸面”实在是太薄了,薄得他站不到人前。终于有一天,四月初八,该去大姨家赶会的时候,刚刚游过街的父亲实在是羞于出门,他抬头看了看房梁,迟疑了片刻,说:“钢蛋,你去,你去吧。”
梁头上只剩下一匣点心了。
那时,在平原的乡村,那一匣一匣的点心,并不是让人吃的,人们也舍不得吃,那是专门用来串亲戚的。谁家要是来了亲戚,不管是提了几匣点心,都要挂起来,就挂在屋里的房梁上,等下一次串亲戚的时候再用。在这里,人们甚至不大看重点心的质量,他们更为看重的,却是那装点心的匣子。那匣子是黄色的马粪纸做的,上边盖有一个长方形的纸盖,盖上有封贴,是那种画了红色吉祥图案的贴子。这样的纸匣子挂的时间一长,很容易被点心上的油浸污了。所以,讲究些的人家,会把匣里的点心拿出来,另外用油纸包了,而只把那空了的匣子挂起来,等到来日串亲戚的时候再重新衬封装匣,就像新买的一样。在房梁上,挂了多少点心匣子,那实在是一种体面的象征啊。
九岁,头一次代表家人出门“交际”,他是很兴奋的。娘说:“洗洗脚,穿上鞋。”他平时是不大穿鞋的,那天他穿上了鞋。鞋是娘手工做的,穿在脚上有点夹,夹就夹吧。而后,父亲小心翼翼地把那匣点心从房梁上取下来,吹了吹落在上边的灰尘,递到了他的手里。父亲摸了摸他的头,说:“去吧。”
临出家门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三个弟弟:铁蛋,狗蛋,瓜蛋,嘴里衔着指头正默默地望着他,那眼神儿个个泛绿(那时孬蛋更小,孬蛋还在娘怀里吃奶呢)。他觉得自己突然间就长大了,回身拍了拍弟弟们的脑壳,说:“听话。”
可是,当他走上村路的时候,那无形的屈辱一下子就漫上来了。是的,怪不得父亲不愿出门。在村路上,他看到了很多去赶会的村人,他们有骑车的,也有步行的,穿的鲜亮不说,他们手里提着的点心匣子都是一摞一摞的。有五匣的,有三匣的,最少也是两匣……特别是他看见了铜锤,铜锤坐在刘一刀那辆“飞鸽”车的后座上,嘎嘎地笑着,“日儿”一下就从他身边过去了。那车把上一边一摞,竟然挂了十匣!而他,手里就提了那么一匣,那是一家人的“脸”哪!
大姨家住在焦庄,八里路。他就那么默默地走着,走得很慢,不跟任何人搭帮。当他走上小桥的时候,他遇上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危机。那会儿,他一下就蒙了!身上的汗忽一下子全涌了出来。本来,他正甩甩地走着,刚上了小桥,他手里提的那匣点心的扎绳突然就崩断了,那匣点心“啪”一下掉在了地上。论说,掉了也没有太大的干系,重新捆扎起来就是了。可是,他一看就傻眼了,天啊,那匣子里装的竟然不是点心,是驴粪蛋!是的,从那匣子里掉出来的,是八个风干了的驴粪蛋!!……
他一屁股坐下了,就那么在桥头上坐着。他脑门上从来没出过那么多的汗,那汗一豆儿一豆儿地麻在脸上,而后像小溪一样顺着脖子往下淌,身上像是爬满了蚯蚓。他在桥头上坐了很久很久,眼看太阳当顶了,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去?回去怎么说呢,说点心匣子里装的是“驴粪蛋”?父亲会相信他吗?娘会相信他吗?他第一次单独出门,就遇上了这样的尴尬事……于是,他哭了。
待他哭过之后,他慢慢地蹲下身来,把那八个风干的驴粪蛋一个个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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