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麻烦了不少病友，都为此失了眠，只有老几没被他麻烦；老几那一夜的睡眠出奇地沉。老几经历过很多人的死亡，但让一个生命活活在他身上冷却，这是第一次经历。
又过了几天，老几听说，两个跟他岁数差不多的老囚徒在监狱门诊部后面找到从徐大亨肠子里掏出来的那毛两斤青稞粒，用化了的雪水淘洗，又在火上烘烤熟，喷喷香地吃进去。从田鼠洞到徐大亨的肠子再到两个老囚徒的胃，这点青稞搞乱了人和畜，生和死，摄取和排泄的关系。
又过一阵子，在老几的伤全好了的时候，他想起徐大亨死去的姿势：头搭在炕沿，两臂前伸，若把这身躯竖起来，那两条臂膀必定伸向天空，一个向上天讨要公道的姿势。徐大亨最后那么饶舌，口口声声不要做冤鬼，他死的姿态，恰恰是个冤死鬼。
第九节 出逃
我祖父陆焉识是从1963年11月16日开始做逃犯的。他为这次逃亡做了两年的准备，所以应该说准备得相当充足。准备包括以下三项：第一，学了一口流利的藏语——学语言是我祖父的娱乐；第二，在监狱集市上拍卖了他储藏多年的英国呢大衣和两件毛衣，于是存下了四十六块九毛钱；第三，把两个纯金的袖扣和蓝宝石领带夹用一块一尺见方的黑布缝在棉袄里子上。最难的是第三项，因为隐藏一根缝衣针和一团黑线在监狱里近乎不可能。很快我们就会发现，黑布以及针线将会派怎样致命的作用。准备就绪后，他天天伺候机会，但在实现了逃亡之后，他说不清是他发现了机会，还是机会发现了他。
老几逃跑前的那个礼拜，他突然在临睡觉前发现自己的手指甲又长又脏，并且兽性十足，但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剪指甲的东西。任何刀剪都不准带进监狱大墙。他违背了监规，走出自己的监号，一个个监号地串门。他是个从不串门的人，此刻为了指甲而串门搭讪，问谁有指甲钳或者剪刀可借。所有人都莫名其妙：谁还记得剪指甲这回事？留着指甲好处太多了，用它们刨挖地底下的蕨麻根、草坡上的兔鼠洞，现成的工具。再说整天干糙活的手，指甲不是自动磨下去，就是自动劈了或断了，那不就自动修理指甲了吗？他串到第六个监号时，岗楼上的解放军呵斥起来，叫他立刻回到自己号子去。他问解放军可有指甲钳或者剪子借他，解放军避开他的提问，更大声警告他，再不回号子他们就不客气了。那一夜他没睡着，感觉着指甲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第二天他跟大组长申请一把剪子或者指甲刀，大组长说他会把他的申请上报。在等待有关指甲钳报批的几天里，他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感觉指甲“嗖嗖”地长，如同春竹拔节，那里面的污垢就是它们的肥沃土壤。他对自己说：但愿婉喻永远不知道他的指甲干过什么：刨过兔鼠洞，挖过蕨麻根，掐过肥大的虱子，抠过干燥的大便。
因此在1963年初冬的这个下午，老几一切就绪，逃跑的激情和理性准备都成熟了。根据他自己肠胃的活动，他约摸这是下午四点半左右。他和十来个犯人从早上就被派遣到这一带来清除“钢铁垃圾”。每一批新犯人到达，都会指着大草漠上矗立的奇形怪状的庞大异物发问：“那些都是什么东西？”钢铁垃圾是1958年大炼钢铁留下的，是一个个倒塌的土高炉分娩出的怪胎。1958年的大荒草漠可不荒了，绿色让给了红色，红色的旗帜和标语，随着一车车含铁量可怜的矿石从山外红进来。那是不计成本的革命和浪漫。到处有人在草地上挖，终于挖出了煤炭，但应该是一万年后才能叫煤炭的煤炭。不成熟的煤炭比牛粪难烧许多，比狼粪烟还大。犯人们挖出这样狼烟动地的煤炭，卸下由于运输费用而变得无比昂贵的铁矿石，填进土高炉。几个月后，高炉一座座停歇了，大草漠上出现了一个个冶炼成果，那似是而非的形状大致像多年后人们认识的抽象雕塑。渐渐地，人们诚实起来，公开叫它们钢铁垃圾。又是渐渐地，高炉们被挖了墙角，砖头被化整为零地运走，钢铁垃圾对谁也没用，谁也运不动，似是而非地堆在那里，成了巨型纪念品。堆着堆着，便也有了生命，它们像石头一样生出红色的苔来，一层层的，记着年轮似的。
那些从高炉上拆下的砖头有的被砌入了糖厂的围墙，有的被垒成了副业队的宿舍。我祖父和两个狱友这天来到副业队和糖厂之间。老几在被逃亡诱惑的两年里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一个地方，他马上情不自禁地看地形，丈量距离，哪里有个藏身处，从A点跑到B点需要多少步，往往在他一瞥目光中完成演算。此刻他半心半意地计算着糖厂和副业队宿舍之间的距离。我在这里说的“之间”，和一般的空间概念不同，站在我祖父陆焉识此刻的位置上，是看不见糖厂和副业队宿舍的，最多看见一个灰色影子（副业队宿舍）和一个红色影子（糖厂）。草地上响着零敲碎打的金属声：犯人们先用嘎斯把钢铁垃圾割小，再用榔头敲。他们的活儿是愚公移山，把准金属碎块搬到三辆马车上。
老几对跟来警戒的解放军说，他的手套让钢铁垃圾磨破了，马车上他还搁了一副备用手套，请班长们允许他去取。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十个犯人，两个解放军选择看守九个年轻力壮的刑事犯，挥挥手让斯文柔弱的老“无期”自己去取手套。解放军不愿意刑事犯们歇工。一般情况下，只要看守者一走，犯人就找地方坐下来；他们不干没人看的活儿。
老几就是这时决定逃跑的。人有时需要这样心血来潮的最后催动。他走到马车旁边，花了五六分钟还没有弄开三匹马当中的那匹青灰马。所有拉套的马都雄健魁梧，这是没错的，可老几认得出它们中间的长跑手。老几靠读书读来七十二行手艺，识马也是读书读来的，那还是他在美国学马球的时候读下的闲书。假如还是解不开青灰马的套，他可能就把这次机会放过去了。但是就在解放军突然发现老几去时已久，久得叵测的时刻，套被解开了。其实一个好机会到这时已经不好了，变成了一个坏机会。与其抓住一个坏机会，不如从一开始就认输，认失败。现在的老几却连把马拴回去的时间都没有，一个解放军正吆喝着往这边走。老几的斜前方是糖厂的红影子。红影子朦胧在一大片黑刺丛后面。这就是他的逃生之路了。天色将暗不暗，上苍和大地那可怖的宽阔把人和物都压得扁扁的。青灰马上的老几就是这样扁扁的一人一骑，在年轻的解放军的眼前远去。
解放军愣了足足五秒钟，才认出青灰马背上的骑手是谁。他劈开嗓门就喊：“啊！……”
老几骑着光荣退伍的青灰马一路逃去。他不是从饥荒里逃生去的。这年饥荒已经过去，饿死人的事从1962年就开始减少。连着两年，青稞收成都很好，领导们也放够了亩产卫星，不再把几十亩地的土豆埋在一亩地里，让犯人们表演土豆大丰收给国家和省里的上级们看了。因为饥荒，上交的粮食被上级减低，犯人的口粮定量每月增长了四斤。从田里偷回的青稞在大墙内烘炒，青稞粒在饭盒里噼噼啪啪放小鞭的声音，再也诱惑不出那么多没出息的涎水。那些没胆量偷田里青稞的犯人也不再去搜集鸟粪，淘洗出鸟们消化不良遗漏的穗粒。荒野上暴弃的各种枯骨，犯人们也失去了兴趣，不再捡回大墙内熬骨油了。三万犯人肿得明晃晃的大脸蛋都小下去，成了打皱的皮革。老几逃跑的这天早上，关于死人的故事都被说絮了。老犯人总是把击毙的伪连长的故事传给新犯人，传到这时候，故事老了，传不动了。
伪连长在196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迈着训练有素的军人步伐走出监狱大门的样子，渐渐在被犯人们淡忘。那是饥荒的顶峰，体力劳动已经停止，吃进去的那点食物仅够去维持就要停歇的新陈代谢。饥荒已经淘汰了许多生命，幸免于淘汰的犯人们眼里闪烁着兽光。比冬荒还要可怕的春荒来了。那就是春荒到来的下午，犯人们正读报学习，讨论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吃。一个西安犯人开始发言，是一篇有关羊肉泡馍正宗做法、吃法的精彩发言。接下去，发言踊跃起来，江苏犯人讲到无锡排骨，徽州犯人谈论臭桂鱼。大约是在一个四川犯人发言的时候伪连长离席的。四川犯人的发言最热烈，讲的是一种叫“三合泥”的甜食，核桃泥、芝麻泥……总结是“好吃惨了”！伪连长大概就在四川人用活色生香的四川语言请大家客的时候走的。谁也没注意到他。监督学习的是大组长，一个判五年徒刑的抢劫犯，他也没有注意到伪连长的反常，就像不愿错过一道道物质美食一样，他不愿错过一道道精神美食。伪连长的离去，大概只惊动了一个人，老几。这些年在犯人里混下来，对于老几来说，尊重不叫尊重，叫无恶感。无恶感就是老几在心里给予伪连长人品的得分。伪连长出去之后，老几就在心里默默给他计时。没了手表的老几自己就是一座钟，他可以根据肠胃运动准确地判断时间：肠胃的运动从缓到急，最激烈的时候简直是五脏相互咬噬，然后又会慢慢转缓，转为放弃，这个过程使他这座钟相当准确。他在伪连长离开一小时后开始不安，一小时十五分钟之后他知道坏了。再过一会，就听见大门岗楼的哨兵吼起来：“站住！不站住开枪了！……”哨兵的吼声使每个号子的草门帘都开了。一时间，每个门口都挤满犯人们浮肿的大脸蛋。看得清的告诉看不清的：伪连长此刻一身新，正雄赳赳地朝大门外的开阔地走去。大门在白天是敞开的，伪连长走出门二十多米哨兵才看见。听见哨兵的吼叫，伪连长来了个“向后转——走！”然后就开始大踏步后退，脸朝着哨兵，一面吼出指挥口令，让哨兵好好瞄准，节省子弹，争取两三枪结果他，别打得他满地打滚。哨兵得了命令开始射击，第一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