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囚们蹲成一排,一个人掏出一根烟来,借了警卫战士的火,点着之后,挨个往下传。传的时候顺便说了一下自己的案由,哪一年的案犯。一半是1951年“镇反”的“老无期”,另一半是1954年“肃反”的“老无期”。
就在总场许政委让犯人们鼓掌欢迎省劳改局的领导时,天空暗了下来。人们开始以为是云把太阳遮住了,手搭凉棚一看,遮住太阳的不是云,而是一大群个头很大的鸟。没人见过这种鸟,黑背白胸,翅膀像雁。这是新来青海湖鸟岛落户的鸟,现在它们成了最后一批离开青海湖飞往南方的禽类。成千上万只鸟一块掀动翅膀,一块翱翔,一块大叫,就在人们目迎它们近来,听着它们的叫声越来越响亮时,舞台上的宣传科女干事冲着麦克风叫喊:“请大家注意!”一面向刚开始讲话的劳改局领导抱歉地嗲笑。台下没人理她,都觉得目睹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景观。当大鸟们飞到了头顶,风向都变了,零星的羽毛像零星雪花一样扬洒。人们感到一种从来没有感到的震慑,连正要发言的劳改局领导、行政十三级的高干都向大鸟们行注目礼。空气里有了一股生命的味道,非腥非臭,暖融融的,接着,暗色的物体从鸟阵里降落,砸在人们的脸上头手背上还是热乎乎的,如同刚降了一场热冰雹。人们不知道鸟把什么降落下来,相互看着,人们终于惊呼:“鸟屎!”
鸟岛的新移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集体如厕,太深奥了,超出了所有人的知识和智力范围。也许它们觉得飞过一片黑鸦鸦的人群时,感受到了粪土的气息。连老几都忘了自己的处境,被壮观的排便现象震蒙了。他在青海湖边生活十几年,鸟岛上的居民族类基本都认识,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奇观。鸟们方便完了,呱呱呱地唱着远去,东北风和劳改局长的报告又回来了。
老几还在看远去的鸟阵――它们现在像一片灰黑的飞翔的巨大房顶,从他们头上掀掉,刹那间已经到了天的那一头。当他还在玩味这是什么象征的时候,他渐渐听到其他老犯人的纷纷议论。
“……今天?!”
“今天就释放!”
“那……住哪儿呢?!”
“就是啊!谁给我们开饭呢?!”
老几的注意力完全回来了。台上的领导在用这些老犯人的例子给所有犯人上课,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关怀,特赦从现在开始,头一批得到赦免的是这二十多个“镇反”和“肃反”进来的老先生。老几想“老先生”是什么社会面目?人民中的成员?好人民还是坏人民?
带队来的叶干事轻声喊着操令,带着老先生们(不再是老犯人了)排两列队伍走上舞台。老几走在第一排中间,“立定”之后他发现自己两侧都是比自己矮的人,他成了金字塔的塔尖。老几感到很不自在,甚至羞辱。劳改农场的场长给每个人发了纪念品,一条新得发硬、带染料气味的花毛巾,一个新的大花脸盆,一套新衣服。据说新衣服是市面上老人家都爱穿但穿不起的涤纶料子做的。老几不由地想到了裹在晴纶衣裤里烧成火球的知青小邢。
老几回到招待所,室友们不是去别的屋串门就是招人到自己屋来串门。他似乎挺碍别人的事,便一个人走到草地上。他要想想该拿自己怎么办。他以为自己是爱自由的,现在才知道自己怕自由。一有了自由,他就要考虑,婉喻还会不会接受自己,凭什么还要接受自己,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他没有目的地乱走,一会他发现自己走到了自己曾经的病房――那个“暖房”。就是说他走到医院来了。他迎面看到的第一个招牌是牙科。应该让婉喻看到一个有牙的焉识。他走进去,牙医和护士在给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上刑”,男孩在牙科的老虎凳上扭作一团,自己的父亲按都按不住,一头汗地说:“谁让你不刷牙?!以后还刷牙不?!”
不管老几是被毙了还是被赦了,这地方的人还是继续受牙病折磨。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等待。一个女牙医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想装一副假牙。女牙医把他带进另一间屋子,拿出几种样品,要他挑一种。他挑了一种最便宜的,女牙医告诉他,最便宜的货紧俏,场里人都要最便宜的,要的话就得等。等多久?等两三个月。老几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是需要这两三个月的;他需要这段时间来恢复体力,调整心态,矫正结巴,清理虱子,等待牙齿。
“请、请……请问费用……?”
他想自己怎么回事,见个女牙医紧张什么?结巴又严重起来。
女牙医请他明天来医院挂号,再来牙科量尺寸,做模子。
这天晚饭时间,叶干事给每个老释放犯带来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在押期间被扣的工资会补发一部分,这是从那笔补发工资里支出的一小部分,主要考虑到每个人刚释放都会有各种用项,所以提前给他们预支了。
老几很高兴能有这笔钱去付假牙的费用。拿了钱的老释放犯们都在商量如何花销。“你最需要买的是什么?”一个用橡皮筋做眼镜腿的老先生以粉红的牙花咬着字眼,把“什么”说成“协么”。
当老几告诉他们是假牙时,另外三个室友都乐了。他们的意思是,都到这岁数了,牙花都磨成牙了,还费那个事?说不定假牙还没有牙花好使呢!牙花嚼不烂的东西,肠胃能嚼烂,吃这么多年的油菜秸、青稞粒、七七芽,肠胃里都长了牙。老几没什么可说的。都这个岁数了,为了一个女人的眼睛不受罪而装假牙,他若把这个理由告诉他们,他们更会乐不可支。
第二天老几换了那身涤纶的新衣服,刚要抚摸一下,手掌就把料子沾起来了。再一抹,料子“啪搭”一下打了他的指尖。裤腿在他的脚踝上部飘荡,看上去他像江南的插秧农夫。不管怎样,这身衣服官方地正式地替代了他的囚服。他去了医院牙科,打好模子,走出来,迎面推来的担架车旁跟着的是颖花儿妈,虽然她围着红白黑三色长毛围巾,老几很远就把她认了出来。颖花儿妈看见老几眼圈就红了。老几立刻明白躺着的人是邓指,当然,跟他记忆里的邓指不是一个模样了。老几反身一面跟着担架车往住院部方向走,一面问安徽女人邓指怎么了。回答说刚刚做了手术,麻醉着呢。什么手术?开膛破肚的手术。女人抽泣起来。老几不再问下去,因为他知道这是个说不出名堂来的女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明白丈夫到底哪里出了毛病。
到了住院部,老几轻声向一个护士打听了邓指的手术,回答又干脆又简短:肝癌。老几又拉住一个中年医生,问邓指的手术成功率多大。医生说死马当活马医。医生护士说完都忙自己的去了,把老几一人留在正午的太阳下。老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回到邓指的病房去,回去又能干什么。他走到场部小卖部,买了四瓶糖水菠萝――那是小卖部的贵族食品,送到了邓指的病房,什么也没有说,匆匆告别了。
一个礼拜后,他回到牙科去再次打模子,因为上次打的模子碎了一块。离开时他想起了邓指。他几乎把他作为一个患难之交想起的。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见这个患难之交了。作为患难之交,他有义务告诉邓指,自己获释了,要回到妻子婉喻那里去了。
邓指靠在床头,手里拿了本杂志,场部图书馆借来的《人民文学》。他像个瘦黄的孩子,两眼却还是不服输的。一般得绝症的人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病情的,在邓指的案例中,颖花儿妈可能是倒数第二个知道邓指病情的。所以两口子都为老几的到来、老几的获释、老几的一身可笑的新装欢天喜地。
“操,老陆拽上涤纶了?”他伸手上来。
老几正要告诉他这种鬼料子会走火,邓指的手指头已经给火星崩着了,“哎哟”了一声。于是又是一轮笑。颖花儿妈给老几倒了一杯开水,放了一勺红糖,催促老几趁热喝。同屋的病人见这边这么热闹,躲到外面晒太阳去了。邓指对颖花儿妈说,去买个午餐肉罐头来,中午宴请老陆。颖花儿妈欣然答应,裹上围脖走了。女人一走,邓指问老几,跟老婆通上信没有。老几说还没写信,怕婉喻一接到他的信会催他立刻回去,假牙就来不及装了。
“别跟她说你那些浪荡事,知道不?”邓指说,做了个鬼脸。
老几笑笑。七十多岁的人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他对婉喻的爱一定要从他的浪荡说起。
“给,这个还还给你。”邓指把一样东西放在老几手上。
那块欧米茄。老几告诉他,这是他送给他的礼物,退礼物等于打人脸。
“这块表捣蛋。”邓指指着表笑道,“没有它我一辈子都给女人蒙在鼓里。我宁愿一辈子给蒙在鼓里。所以我得把它还给你。就算我借来用了十多年,测量了一下女人的心。你要回你老婆那儿去了,戴着它回去,本来就是老婆给你买的。”
老几没有问,邓指在降级之后,到了牧业中队,是否和牧业中队长对质或决斗了。他没有这种胃口和情趣来打听这种事。
“别搞那么清楚。一个男人一辈子就一个老婆。到了这岁数更明白了,能和你说说话的就是你老婆。我家小三儿出去上大学了,找了个相好,嘿,也是咱这儿出去的,跟他妈一样的女人!你回到上海,跟你老婆好好过。没剩他妈的几天了。”
邓指有点累了,脑袋在枕头上开始往下出溜,老几帮着他躺平。等到颖花儿妈提着一个装着罐头和苹果的网兜回来,邓指已经昏睡过去。
老几告辞出来,迎着正南边的太阳站了一会,泪水花了他的眼。
两个礼拜后,老几的假牙到货了,婉喻的信还没有来。在牙医的指导下,他把假牙装到嘴里,有一点松,但女牙医说松一点好,舒服,不磨牙肉,好比大一点的鞋子不磨脚一个道理。
这套跟大鞋子一样舒适的假牙使老几马上尊严起来,也漂亮起来。可以算个看得过去的老先生。老几在招待所的食堂搭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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