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
击鼓传花
镇政府又会餐了，但这次没有去松云寺后坡湾的饭店，而伙房里做了些凉菜，就在会议室里喝酒。带灯和竹子没在，别的人却差不多都到齐，书记说：赌博人和人越远，喝酒人和人越近，为了团结，今日这酒能喝的不能喝的都得喝啊！为了公平，也为了气氛热烈，白仁宝提议击鼓传花，让大家围着会议桌坐了，他去院里摘了一朵月季，又拿出了一个小鼓。小鼓咚咚咚地敲，花朵就从书记那儿开始，由东往南往西往北传递，鼓声一停，花朵在谁手里谁就喝一杯。如此热闹了半个小时后，人人都紧张万分，鼓点越来越快，花朵也传得越来越快，后来几乎是扔，唯恐落在自己手里。那酒已经不是酒了，是威胁，是惩罚。那花朵也不是花朵了，是刺猬，是火球，是炸弹。
镇政府还有着故事
夜已经很深了，可能是子时，带灯和竹子才从河弯里回来。竹子是不让带灯再夜游，故意多在河弯待得久，回来就嚷嚷着再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都结束了，会议室里的酒场子也散了。马副镇长埋怨带灯和竹子怎么才回来，大家喝酒哩就是找不着你们。竹子说：谁请客了？马副镇长说：为了团结么，自己请自己。带灯只是问：天气预报怎么说？马副镇长说：天气预报又要刮大风了，一番风一番凉，今年得多买些木炭了。带灯说：又要刮大风？马副镇长说：这天不是个正常的天了，带灯，这天不是天了！
会议室门口就站着了书记、镇长，还有白仁宝，他们在伸懒腰，打哈欠，相互问着头还晕不。书记却突然叫带灯。书记说：听说河弯里有了萤火虫阵？带灯说：是有了萤火虫阵，书记没有去看吗？书记说：啊，真有了萤火虫阵？！他扭过头对镇长说：甭熬煎，王后生再上访有什么害怕的呢？这不是突然有了萤火虫阵吗，樱镇可从来没听过有萤火虫阵的，这征兆好啊，预示着咱樱镇还吉祥么，不会因一场灾难而绝望么！
2011。11。2草完第一稿
2012。4。6完成第二稿
2012。8。11完成第三稿
后记
进入六十岁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别人说今年得给你过个大寿了；很丢人的，怎么就到六十了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们已经在饭店订了宴席，就是不去，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喘息。其实逃避时间正是衰老的表现，我都觉得可笑了。于是，在母亲的遗像前叩头，感念着母亲给我的生命，说我并不是害怕衰老，只是不耐烦宴席上长久吃喝和顺嘴而出的祝词，况且我现在还茁壮，六十年里并没有做成一两件事情，还是留着八十九十时再庆贺吧。我又在佛前焚香，佛总是在转化我，把一只蛹变成了彩蝶，把一颗籽变出了大树，今年头发又掉了许多，露骨的牙也坏了两颗，那就快赐给我力量吧，我母亲晚年时常梦见捡了一篮鸡蛋，我企望着让带灯活灵活现于纸上吧，补偿性地使我完成又一部作品。
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带灯忙活。我是多么喜欢夏天啊，几十年来，我的每一部长篇作品几乎都是在冬天里酝酿，在夏天里完满，别人在脑子昏昏，脾气变坏，热的恨不得把皮剥下来凉快，我乐见草木旺盛，蚊虫飞舞，意气纵横地在写作中欢悦。这一点，我很骄傲，自诩这不是冬虫夏草吗，冬天里眠得像一条虫，夏天里却是绿草，要开出一朵花了。
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时我披了牛皮。记得当年父亲告诉我，他十多岁在西安考学，考过还没张榜时流浪街头，一老人介绍他去一个地方可以有饭吃，到了那个地方，却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送他去延安当兵。我父亲的观念里当兵不好，而且国民党整天宣传延安是共产党的集聚地，共产党是土匪，他就没有去。我埋怨父亲，你要去了，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干子弟了。父亲还讲，他考上了学又毕业后，在西安教书，那时五袋洋面可以买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买了，西安开始解放，城里响了枪声，他就跑回了老家丹凤。我当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里人吗，又何苦让我挣扎了十九年后才做了城里人！当我在农村时，我的境遇糟透了，父亲有了历史问题，母亲害病，我又没力气，报名参军当兵呀，体检的人拿着玻璃棍儿把我身子所有部位都戳着看了，结果没有当成，第二年又招地质工人，去报了名，当天晚上村支书就在报名册上把我的名字划掉了，隔了一年又招养路工，就是拿着锨把在公路边的水渠里铲沙土垫路面的坑坑洼洼，人家还是不要我，后来想当民办教师也没选上，再后一个民办女教师要生孩子呀，需要个代理的，那次希望最大，我已经去修理了一支钢笔，却仍是让邻村的另一人掉了包。那段日子，几次大正午的在犁过的稻田里犯蒙，不辨了方向，转来转去寻不到田埂，村里人都说那里鬼迷糊了，让我顶着簸箕，拿桃木条子打着驱鬼。十几年后提起这些往事，有长者说：这一切都在为你当作家写农村创造条件呀，如赶羊，所有的岔道都堵了，就让羊顺着一条道儿往沟垴去么！我想也是。
在陕西作家协会的一次会上，我作过这样的发言：如果陕西还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吧，主要是出了一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这些作家又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后经提拔，户口转到了城里，由业余写作变为专业作家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已没条件了，应该多鼓励年轻的作家拓宽思路，写更广泛的题材。我这么说着，但我还得写农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几十年的习惯了，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走得开，我就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说不清的一种牵挂，是那里的人，还是那里的山水？在那里不需要穿正装，用不着应酬，路瘦得在一根绳索上，我愿意到哪儿脚就到哪儿，饭时了随便去个农户恳求给做一顿饭，天黑了见着旅馆就敲门。一年一年地去，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我们是要往农村里跑，真的如蝴蝶是花的鬼魂总去土丘的草丛。就在前年，我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去了一趟甘肃的定西。收获总是大的，当然这并不是指创作而言，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春天的到来哪里仅仅见麦苗拔节，地气涌动，万物复苏，土里有各种各样颜色呈现了草木花卉和庄稼。就在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更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的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泼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里，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领着我走村串寨，去给那特困户办低保，也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她能拽着牛尾巴上山，还要采到山花了，把一朵别在头上，买土蜂蜜，摘山果子，她跑累了，说你坐在这儿看风景吧，我去打个盹，她跑到一草窝里蜷身而卧就睡着了，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长上来在风中摇成鲜艳。从她那儿的深山里回来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我的老家，老家正在修了一条铁路又修高速公路，还有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而也发生了一场为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死亡和伤残了好多人，这些人我都认识，自然我会走动双方家族协助处理着遗留问题，在村口路旁与众人议论起来就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事情远还没有结束，那个在大深山里的乡政府干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每天都给我发信，每次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说她的工作和生活，说她的追求和向往，她似乎什么都不避讳，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如我在老家的那个侄女，给你嘎嘎嘎地抖着身子笑得没死没活了，又破口大骂那走路偷吃路边禾苗的牛和那长着黄瓜嘴就是不肯吃食的猪。她竟然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所写的检查草稿。
当我在看电视里的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我冲动了写《带灯》。
在写《带灯》过程中，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