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机不动。
传呼机上只有号码，没打姓名和内容。我把它拿到刘大彪眼前：：“看清楚，是谁传你？”
刘大彪明显地惊慌起来：“这……我……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我拿起桌上的手机：“怎么，不说实话？对不起，我用一下你的手机行吧！”
刘大彪急道：“别、别……你别打，我说，是金大哥呼我！”
我问：“金大哥？就是你刚才说的金显昌吗？你不是不跟他干吗，他为什么还呼你？”
“这……”刘大彪不知怎么说才好： “我也不知道哇……这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求你了，别给他打电话！”
他的话不但不能阻止我，反而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可就在我要打电话时，有人敲门，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传进来：“小赵，小赵，你在里边吗？开门！”
是苗佳的声音。原来天已经大亮，上班时间到了。苗佳进屋后，我和小赵商量一下，决定先出去吃点东西，把刘大彪交给她看守，趁这功夫，也消化一下目前这一切。
捎带说一句，苗佳是我们刑警队的内勤。
3
我和小赵进了一家包子铺，一边吃包子，一边交流看法。
小赵的意见和我差不多：“第一，他不象生意人。看他的身体，他的作派，要说是打手还差不多，哪有一点生意人的样子；第二，就凭他这样的，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啊，在火车上发现在逃犯， 就一路跟上了，最后被罪犯杀害……他们为什么不向乘警报告，非要自己跟踪？第三，我看，这小子也是使惯刀子的，向我下手的时候可麻利了，我要躲得慢一点，肚子保证一个窟窿……对了，李队长，你为什么反复问他，周春是不是一个人？”
我喝了一口粥，把心中的疑团说出来：“因为，我在小巷里听见，有人说了句： ‘你们太毒了’……”
小赵“啪”地把筷子摔到桌子上：“‘你们’？一个人是不可能称你们的，那么，这句话是周春说的。你是说……周春他可能是……那他为什么要逃跑……”
这正是我心中所想的，但是我不敢叫准，也许当时没有听清，可总要认真查一查。我对小赵说：“一切还得等刀柄上的指纹鉴定出来后才能确定。这样吧，吃完饭，咱们分别打个电话，你找夏城公安局联系，问一下刘大彪这个人的情况，我按照传呼上的号码跟这个金大哥通通话，也许能问出点什么来！”
小赵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还高兴地告诉我，他有个警校同学在夏城公安局，叫郝平，与他关系非常好，可以找他帮忙调查一下。 我的电话很快接通了，还没等我张嘴，耳朵里就响起一个粗重无礼的声音： “是大彪吗，你他吗干啥来着才回话……哎，你咋不说话，你是大彪吗？你到底是谁，快说话！”
我咳嗽一声：“您是金显昌先生吗？”
电话里的声音警惕起来，但仍然显得凶横：“是，咋的， 你到底是谁，有啥事？”
我考虑着说什么，对方却不给我时间，声音更大了：“哎， 你没听见吗？你是谁？有什么事儿？”
我忽然脱口而出：“我是刘大彪的一个朋友，他让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他出事了，被公安局抓起来了，让你想办法救他。”
对方静了片刻，声音忽然变得慌乱而又愤怒： “这……你他妈到底是谁？刘大彪他抓不抓起来和我有啥关系，你跟我说这些干啥？你是哪里，到底是谁，为啥给我打这个电话？”
我拿着手机不吱声，电话里的声音更焦灼了：“哎，你咋不说话呀……”
我把手机关上了。就在这时，小赵也来到我身边，大声说：“李队长，我跟夏城那边联系上了，先找的郝平，这小子不知为啥吞吞吐吐的。他说，周春确实是个杀人逃犯，他们局正在组织力量追捕，还专门为他成立了专案组，由一个叫金伟的治安科长当专案组长。我又给这个组长打了电话，他说，他证实了郝平的话，内容和刘大彪说的差不多，金伟还说他知道刘大彪这个人，在当地没什么劣迹，和金显昌也没什么关系。我又向郝平打听了一下金显昌这个人，他说当地确实有这个人，只是不太了解。”
这时，刀柄上的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确实不是刘大彪的。那么，肯定是周春的了。
可我和小赵还是觉得这里有事，对刘大彪不太放心。
我们把一切向队长和局长做了汇报，局长决定派我带小赵去夏城，把这案子查清，并力争抓捕周春归案。
这时，我不能再不回家了，得收拾行装啊。
小赵对我说：“李队长，今天晚上就在家住吧，你和嫂子这么多年了，还闹什么，说几句软话就过去了。这次出去不知多少天回来呢！”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我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
对，该讲讲我自己的事了。
4
我是个普通人，叫李思明，对，是个刑警，而且是刑警队的副队长。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我是城市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副队长。队长高配才配到副科级，我只是个正股。四十五六岁的人，也“鼓”到头了。
当然，认识到自己是普通人，还是三十岁以后的事。年轻时则不是这样，总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也不甘当一般人，心气高得很，大有以天下为已任的气派，即使下乡插队当知青时也这样，刚当警察时更是如此，要执法如山，惩恶扬善。这种劲头也有好处，支撑着自己破了不少案子，可也有坏处，也使自己碰了不少钉子。最后，到了现在的年纪，才认识到自己是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凭自己区区之力，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也许是年令的原因，这两年，我的心气和体能都在下降。就在前几年，我还和年轻的同志们一样摸爬滚打，需要的时候，也能跟罪犯搏斗。有一次，我一气跑了十几里路，到底把一个年轻力壮的逃犯抓获了，队里的小伙子们都十分佩服。可这两年不行了，总感觉累，年轻时那种热情、冲动、认真、倔强、不服输的劲头都在减退。我明白，这里有生理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有些事儿，你不服也不行，可等你服了，你也感到老了。
我的家庭也很普通，是三口之家。我这个年纪，一般都有两三个孩子，可我结婚晚，只有一个儿子，今年十七岁。想到儿子我心里高兴了些。儿子是好样的，懂事，而且聪明，学习成绩好，总是全班前三名，现在上高二，明年就该考大学了。他也挺有雄心壮志的，要考清华，将来搞科研，这使我很欣慰。我小时候学习也很好，可小学没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根本没大学可上。好歹小时候爱读书，偷着抢着的多看了点书，还不算是文盲，三十多岁又通过自学混了个大专文凭，就到头儿了。这些年，我一直为自己没能上过正式大学而遗憾，只好在儿子身上圆大学梦了。
关于妻子，她可有点不一般，我们的关系也不一般。关于她以后再说吧，我的心很乱，恐怕难以保持客观。目前，我们正处于冷战阶段，也就为此，我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要不是出差，我现在也不会回来。现在，我回来收拾行装，也希望在临行前能平心静气地和她谈一谈，希望能有一个平静的心情外出办案。我们已不是年轻人了，没必要再赌气了，冷战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对谁也不好。而且，心情不好对出差办案也有影响。
晚上，我就抱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家中，来到楼下，我还特意停下来，抬头望了一会儿整个家属楼，望了一会儿自家的窗子的灯光。在一阶阶上楼梯的时候，还直劲地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要再和她争吵了，能和好尽量和好。
然而，一切并不是由我的意志决定的。
我打开锁走进门厅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儿子，他是听到开门声从自己的卧室里走出来的，手里还拿着一本课本。看到是我，高兴得叫起来：“爸爸，爸爸回来了——”接着，推开客厅的门叫着：“妈， 我爸爸回来了！”
这时候，我听到客厅内VCD传出的低柔的歌声。
听到儿子的呼叫，屋里的歌声中断了。一个人从房间里走出来，不过不是妻子，是个三十多岁、衣冠楚楚的男子。他看到我，有几分尴尬地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急急走向门口。我见过他，是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个业务干部，和歌舞团有点关系。接着，妻子也走出来，她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送男人出门，还探出头大声说了句： “有时间常来呀！”然后关上门，仍然看也不看我一眼， 转身回到客厅，并用很大的声音关上门。
客厅内再次响起歌声，声音比刚才还大。
我的心“刷”地冷下来，站在原地好一会儿没动。
儿子同情地看我一眼，冲进客厅，用焦急、央求的声音叫起来：“妈，我爸爸回来了，快做饭哪，我也饿了！”
妻子很大的声音从客厅传出：“谁饿谁去做，我不是服务员！”
一股怒火从心头升起，可被我压住了，我什么也没说，开门走进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卧室，是我的卧室，我和妻子的卧室。
我走进来，忽然对它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稍稍注意了一下，一切并没有变化，可是，以往那种温馨、温暖却再也不见了。我下意识地叹口气，打开衣柜门，找出一个旅行袋，开始寻找自己出门要带的衣物。
这时，我感到身后的门开了，回头看了一眼，是儿子。他默默地看着我。
我草草检了两件换洗的衬衣塞进旅行袋，拍拍儿子的肩头，欲往外走。儿子拉住我的袖子，低声说：“爸，你要出门？”
我点点头：“嗯，在家好好学习；啊！”
儿子：“你去哪儿？”
我：“夏城，很远，说了你也不知道。”
儿子：“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不一定，可能几天就完事，也可能时间要长一些， 要看案子办得怎么样。”
我走出卧室，来到门厅穿鞋，准备离开。儿子急得对客厅叫了起来：“妈，我爸要走了，要出远门，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
这回儿子的话起了作用，房间里的歌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