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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驳壳枪轻便而不亚于冲锋枪的火力，中国在抗战前曾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向德国大量采购这种武器，而且全部采用20发的大型弹夹。但是，由于这种20发弹夹的驳壳枪定型于1931年5月，“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尚不及装备。可见图中这名军官所用手枪，是采用6…10发装弹，固定式弹匣的老式枪型。作为炮兵军官，这应该是他的自卫武器。
驳壳枪在东北抗战中曾是各路抗日部队的重要武器。杨靖宇将军殉国时，身上携带了三把驳壳枪，一把9厘米长身管长苗驳壳枪，一把9厘米标准身管大号驳壳枪，一把7。63厘米短身管小号驳壳枪。
尽管这支“中山炮队”部队与日军作战的记录在中方档案中不见踪迹，但根据我方记载，推测这名东北军军官，很可能是当时在新民组织抗战的耿继周将军所部。
（图注：所谓中山炮队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部队，至今仍有争议，基本可以肯定是东北军残部转成的义勇军早期部队。但这支部队不一定是炮兵。从这张图片上看，当时还有自称铁甲军的抗日队伍，显然也不是装甲部队。）
耿继周，名礼，字继周，后以字行，原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时已年届五旬，仍主动提出“舍弃上校差职”，“收容旧部，编练民众，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1931年10月初，耿继周在家乡新民组织起了一千多人的抗日队伍。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司令，允许佩中将军衔。至1931年底，耿部义勇军发展到12000人，下设两个师，坚持在新民地区与日军作战。新民县城在11月23日沦陷后，耿率部于1931年12月，1932年1月两次反攻新民，1932年8月经激战收复了锦西县城。随后在锦州附近的汤河子战役重创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辽西义勇军失败后，耿继周率部拼死转战入关，曾参加了冯玉祥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七七”事变后，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战区高级参议。
耿继周出身于东北军炮兵，1931年10月正在新民组织抗战，因此，这名属于“中山炮队”的军官，或许正是耿的部下。但进一步的考证，还需要等待更加充分的史料。
如耿纪周这样自发组织抵抗的东北军军官和部队不在少数，他们后来一部分入关归还东北军，一部分则发展成了义勇军的一部分，甚至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
七、辽南——铁血夫妻
日本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中，在描述抵抗力量在东北活动的部分，引用了一张照片。说明是一名被关东军俘虏的所谓“匪首”，题图说明——“三角地带枭雄匪首赵庆吉”，“昭和十三年（1938年）一月二十四日福本讨伐队逮捕”。在照片周围，写满了所谓“凶状大要”，说此赵庆吉抢劫绑票，杀人越货，故此十恶不赦云云。
《一亿人的昭和史》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放置这张照片的日本编辑，很可能只是出于其拍摄质量和典型性将其采用，却未加任何标注。因此，估计看到这张照片的日本读者，几乎无人会注意到“赵庆吉”这个名字。
实际上，赵庆吉是义勇军中一名优秀的指挥官，曾长期率部转战于辽南三角地带，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曾是令日军夜间惊梦的人物。
赵庆吉，辽宁省岫岩县人，满族，生于私塾先生之家。1927年考入凤城县警察局，担任巡官，“九一八”事变后愤而辞职。1932年1月25日，赵聚众宣布举旗抗日，1932年率部参加邓铁梅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任十二团团长。在岫岩、凤城、大孤山等城乡不断袭扰日伪军。1933年初，部队扩编为旅，他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一旅旅长，指挥该旅在罗锅圈、九沟峪、汤沟沈家堡子等地同日伪军作战六次，曾一度攻入凤凰城，先后消灭日督导官，伪警巡长、巡监等敌伪官员多人。9月底，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被叛徒出卖被害。12月初，由同在辽南活动的少年铁血军指挥官赵侗、白君实出面，约定三角地带各部抗日义勇军首领在葛藤峪聚会。会上，各路抗日武装决定统一组织，成立辽南临时政府和新的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部，下分四路军，赵庆吉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举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继续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甚至有资料表明，赵庆吉在后期和日军作战中，还与杨靖宇将军取得了联系，建立了合作关系。
（图注：“讨伐”辽南义勇军的日军部队，注意画面中在日军追击下牺牲的辽南义勇军战士。）
在东北抗日群雄中，赵庆吉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妻子，这就是担任他所部第二路军参谋长的关世英。
关世英，岫岩县大营子镇关家堡人，满族。1915年出生，排行第三，自幼许配赵庆吉，1933年成亲。关家并全力支持赵庆吉的抗日斗争。关世英本为传统女性，但在随丈夫行军作战中，学会骑马，善使双枪，在抗日队伍中以“双枪女将”闻名，成为一位传奇式女指挥官。杨靖宇和赵庆吉之间的联络，就是关世英牵的线。
似乎一切都很浪漫。实际上，赵庆吉和关世英的世界，与浪漫毫无关系。
谈到在东北的抗战，被认为最艰苦的地区，莫过于南满，由于这里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是日军兵力最为集中，控制最严格的地区，而南满的大部分地区，从地理和气候来说，亦不适合游击战的实施。杨靖宇的抗联第一军兵力始终在一千人上下，而赵尚志的第三军却能发展到六七千人，原因并非两人能力差距，而是因为在日军开始重点准备对苏作战前，杨靖宇活动的南满比赵尚志活动的北满形势要更为险恶。
而辽南又是南满最为艰苦的地区。这是因为辽南地靠大海，是从关内接济义勇军最重要的通道。因此，这里是日军镇压最严酷，同时建立伪组织最严密的地区。赵庆吉活动的凤城、岫岩和庄河——“辽南三角”，正在这个地区的中心。
辽南三角的战斗异常残酷，义勇军的牺牲很大。
赵庆吉的队伍，最多时不过数百人，到1937年，他所部的直属战斗兵员，已经不足百人。他和关世英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死的危机。1937年10月，他和关世英带四十余名官兵在四方砬子宿营，因为生火暴露目标，突然被凤城岫岩的日伪讨伐队包围。激战中赵庆吉先负伤，关世英在抢救他时被日军用机枪击伤双腿，无法行动，大呼：“我死了算什么，你带队冲出去……报国仇家恨！”遂留下掩护，命令卫士背赵庆吉突围。日伪军蜂拥而至，呼喊“抓住关世英，抓住铁血军参谋长！”关世英开枪自毙，终年22岁。
似乎赵庆吉没有在妻子战死后留下纪念的文字。其实，这时离他的生命终点，也只剩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辽南的抗日武装，于日军全力镇压下苦苦支撑，坚持到1937年，已经是个奇迹。这一年冬天，他率军隐蔽在山中，粮弹竭尽，但仍多次出击。1938年到来的时候，辽南三角地带的抗日武装，只剩了赵庆吉和铁血军第三任总指挥白君实两路，总计竟然还不到五十人。1938年1月15日，他被叛徒偷袭负伤，在治伤时不幸被敌人包围捕去。3月，在凤城镇西沟刑场被日军杀害，以身殉国，享年38岁。推测，那张日军拍摄的照片，就是他临刑前的遗影，也是赵庆吉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张照片。
由于在日本发现了这张照片而搜索其后的往事时，萨意外发现，赵庆吉的故事，1938年并不是尾声。
1963年，岫岩县大营子乡关家堡子——也就是关世英家乡的一位农民在挖獾子时，在头道岭山腰的石砬子中发现一洞，内有一块石板，下面似有物件。他用力掀开石板后，发现下面是一个布包，里面整齐地叠着一面三角形标有令字的红旗和上黑下红的三个袖标。这正是赵庆吉担任团长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十七团的团旗和官兵们佩戴的臂章。
辽南的中国抵抗者，一直战斗了八年，最后一个指挥官白君实牺牲在1939年1月。无论是赵庆吉、白君实，还是他们曾经的上级邓铁梅、苗可秀，都几乎是被忘却的名字。在他们牺牲二十多年后的这次发现，仿佛在唤起着我们的记忆。白君实殉国前的话似乎就回响在我们耳边——“我活一天就当一天中国人，当一天鬼奴也不干。”
也许就是这样的信念，让赵庆吉们在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八年里，一直坚持了下来。
八、通化——“忠魂依旧保辽东”的唐聚五
根据日军记载，下面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0月27日的战斗中。日军此时正向通化攻击前进，在龙岗山隘口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画面左方的，就是一名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牺牲的中国战士。
（图注：日本“陆军恤兵部”昭和九年印刷发行的《满洲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中的一张照片，题为“龙岗山脉隘口附近战斗中，抵抗到最后一刻的敌军士兵遗体”。）
可以看到这名战士打着当时中国兵典型的绑腿，遗体已经被搜过身，而战斗还在继续。这应该是唐聚五所部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武装。我想，由于当时的政局混乱，他们既没有可能被追认为烈士，也不会出现在任何政府的花名册上，他们的家属，也不可能享受到抚恤的待遇吧。他们可以算是真正的无名战士了。
1932年4月，唐聚五等在桓仁举义，建立辽宁民众自卫军，矢志抗日，得到东边道广大军民的群起拥戴。1932年夏，辽宁民众自卫军发展到全盛时期，占据桓仁、通化、新宾、金川、抚松、安图六县全境，而集安、临江、长白、柳河、辉南、海龙、清原、抚顺、宽甸九县大部也皆为自卫军所光复。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