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从当时敌人的镜头，来诠叙我们当年的抗战呢？
于是，在将近一年的劳作之后，就有了这本书。
这不是一本全面诠叙东北抗战的书，所以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并不包括在这本书中，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物未被提及或重点描述。这本书的意图是通过一个个中国抵抗者、一个个抗击的战场在敌方资料中映射出的片段，如同多棱镜一样，立体地反映出那段艰苦而不屈的历史。
这是一场史诗般的抗战，整整14年，暂时离去的战士始终眺望着这片土地，如受伤的虎，舔着伤口等待着打回来的日子，没有离去的抵抗者前仆后继地守护着这片土地。杨靖宇、赵尚志，两位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先后战死沙场。但中国人的战斗仍在这块土地上继续。抗联第十军一部，扼守九十五顶子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军在作战地图上始终将他们标为“双龙（即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的报号）残部”。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仍在就地据守，直到被周保中的交通员田仲樵（后来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馆员）带人接应出山。
1935年抗联成了一支孤军，1941年第十军军长汪雅臣战死，这些第十军的战士成了孤军中的孤军，但他们却苦苦坚持了五年之久。这支部队共约两百人，五年，合起来正好是一千年的抵抗。
他们出山后大多选择了解甲归田，没有人成为高级干部，所以他们的业绩不被人们记得。然而，他们却用这十四年的抵抗宣布，中国的东北在那次战争中从来没有全境沦陷。
萨苏
2012年3月
东北十四年抗战情况概略说明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
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最初，东北的民众寄希望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官方能够承担起守土有责的责任。但东北军却采取了全面的不抵抗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则一味依赖国际调停，结果尽管东北军官兵不乏奋起抵抗者，仍难以避免东北各要点在短时间内沦陷。此后，不甘屈服的东北民众在关内抵抗力量的支持下，以自发的形式组建义勇军进行抗战。由于被日军割断了和关内的联系，同时义勇军内部也缺乏统一指挥，矛盾重重，最终义勇军大部在1933年解体，其残部和东北抗日联军合作，有的一直抵抗到上世纪40年代。至此东北各地基本已经陷入日军和其扶植的伪满洲国控制。
此时，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东北各地号召民众，英勇抗敌。日军将“满洲”视为其生命线派出重兵据守，残酷镇压我国抵抗军民。1940年，损失惨重的东北抗日联军主力退入苏联，但仍留部分部队在东北境内作战，并建立地下组织，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民众自发的抵抗也从未停歇，而入关的东北军也成为全面抗战的重要力量之一。
1945年，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先盟军突入国境，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14年的抵抗，始告胜利结束。
引子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北大营，开始了全面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
“东北军”这个名字，在西安事变之前，一直与“九一八”的耻辱连在一起。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支军队是“一枪未放”就全军逃入了山海关。然而，随着抗日史料的发掘，我们渐渐发现，在“九一八”事变中，尽管确实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部分东北军官兵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如被隔断在北方的马占山将军、李杜将军所组织的顽强抗击，都给日军造成相当杀伤。在长春，南岭的炮兵让日军损失了第一个佐官。
在辽南，中日两军的装甲列车在锦州外围遭遇，激烈的炮战之后，日军被迫败退。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抗议日军侵占东北，她们身后有一张饱含深情的横幅，上面写着：“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在黑龙江，马占山奉命代理省主席，与苏炳文等东北军将领共同阻击日军于江桥和呼海。
在吉林，李杜一夜之间驰援300里，突入哈尔滨，人称“飞将军”。
根据日军记录，中国方面的黑龙江省政府，一直到1933年初才撤入苏联境内，“九一八”事变后于国境内足足坚持抵抗了一年零四个月。1933年初日军公布在东三省的作战中，共计伤亡将近七千官兵。在东三省沦陷的过程中，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主力守土有责，却在“不抵抗政策”的主导下轻弃故土，从此走上了流落异乡的路程。但仍有部分东北军官兵和日军进行了无畏的拼杀。
地陷，讲的就是这些以东北军旧部为主体的中国正规军，或主动，或被动在沦陷中奋起抵抗的内容。
一、东北军正规军抵抗概略
与一般认为东北军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同，实际上，在日军侵占东北过程中，东北军各部并不乏奋起抵抗者，他们和日军的战斗几乎持续了一年之久，特别是黑龙江省政府，曾一直在东北境内存在到1933年。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境内的国民政府正规军为张学良所部“东北边防军”，主力在辽宁，约有兵力二十万，他们在猝不及防丢失北大营和奉天（沈阳）城后退守锦州，和日军曾在锦州前线的白旗堡等地展开激烈战斗，并一度击退日军进攻。但由于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东北军最终确定不抵抗方针，辽宁各部正规军在1932年初退入关内。日军并经过激战占领山海关，控制了入关的锁钥。吉林守军兵力约五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于南岭等地曾积极抵抗日军入侵，但由于守将熙洽投敌，部队分裂，以省政府警卫团长冯占海（张作相外甥）为首的抵抗力量退到哈尔滨附近，与依兰守将李杜等合兵抗战，哈尔滨失守后退向吉东，逐次抵抗日军的东进攻击。
黑龙江省有兵力约两万，人员最少，装备最差，但因为马占山誓师抗战，指挥省防军在江桥至省会齐齐哈尔之间与日军迭次苦战，所以黑省抗战声势最大，与敌重大杀伤并一度守住嫩江防线。但日军增兵再次进攻后，齐齐哈尔终于失守。此后，马占山带省政府退往海伦，呼伦贝尔守将苏炳文则退往扎兰屯。此时，日军已扶植伪满洲国，1932年中，马占山一度表示与日军合作，但很快重新起事。
虽然东北军不乏勇于抗战的官兵，但因为指导思想混乱，缺乏关内支援，也有很多大员如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等选择投靠日军，成为日军攻占东北各地的得力帮凶。至1932年底苏炳文在呼伦贝尔战败退入苏联，东北全境东北军正规军的抵抗已经告一段落，马占山等虽然仍在坚持抗战，但已经脱离东北军指挥系统，而呈现义勇军化的状况。
二、枪响北大营
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建成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也是日军攻占沈阳战斗中的首要目标。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把“九一八”之夜北大营的战斗视为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一批在日本发现的历史照片，恰好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这次战斗的真实情况。
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北大营的设施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毁，这也与日军记载为拿下北大营特别从日本国内运来240毫米重炮的记录吻合。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奉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然而，在日军不断紧逼之下，午夜过后，终有一部爱国官兵激于义愤，奋起抗击，曾与日军展开激战。战后，关东军在北大营原址修建了纪念战斗中被击毙日本军人的“忠魂塔”，并创作了《北大营之歌》纪念这次战斗。
回顾当时情景，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击北大营并炸开围墙开始攻入东北军营地。第七旅直接指挥官王以哲旅长当时并不在营中，因为此前奉严命力避与日方冲突，坐镇指挥的参谋长赵镇藩和三个团长在遭到日军攻击后急电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总部请求指示，边防军总部在请示北平张学良后，下令第七旅不准抵抗，武器入库，“大家挺着死，为国成仁”，“谁惹事，谁负责”，对日军的攻击“静待国联解决”。
这个看似荒唐的命令，其实暴露了两大问题：第一，直到“九一八”，东北军毫无日军进攻沈阳时的应对预案。其上层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无视日军吞并东北的决心和准备，只是一味回避和日军的作战，在战略指导上有着重大失误。第二，东北军的一切决定，都依赖于张学良。这是军阀部队的一大特点。然而，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对沈阳的情况显然难有直接准确的认识，因此把日军的全面进攻依然判断为小规模的冲突，酿成大错。这种单一的决策模式，决定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一旦被扣押，东北军很快全面解体的命运。
对于北大营的官兵来说，这一命令是致命的。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北大营官兵平时颇受爱国主义教育，也有抵抗的决心。但这条不抵抗的命令，让不了解全盘情况的官兵们深感困惑——如果反击日军，自己牺牲事小，说不定还会误了国家的全盘大计，以一腔热血换一个“爱国贼”的结果。
而日军开始冲入北大营，不抵抗的官兵并未获得安全，而是纷纷被日军用刺刀挑死。
第七旅所辖三个团，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
只有六二〇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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