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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日方对这次国际列车袭击事件结局的报道——日军出动海陆空军百般搜寻，直到三天后的9月2日，才在金亮子（地点不详）救回了全部人质，据说还和抗日武装打了一仗，却又似乎双方均无损伤……
所谓锣鼓听音，其实，一个“全部人质”都被救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若是双方发生交火，人质是不可能毫发无伤的，就是今天的特种部队也做不到。
唯一的解释就是抗日武装释放了这些外国人质——也包括了日方的非战斗人员。抓到外国人后，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抵抗，然后将他们释放，是当时东北抗日武装的一种惯例。
这种国际影响，是抗战的东北军民极为需要的。日军可以拿回人质，却无法消除这样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外界在重重封锁之下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中国人在不屈地战斗。
就用一个曾被抗日武装抓获又释放的美国人质的话，来做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照你所说，倘若你真是个美国人，那么你不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壮健的华人这样的说。他年约三十左右，好像就是六十名光景的便衣队的领袖。他正截劫了中东铁路火车，带了96名旅客而去，在这些旅客中，有十一个是俄国人，有一个是美国人，便是在下。
“我们决不伤害你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以后就要释放你们，这里便是你们的行李。”那个首领说着手指茅屋角上堆在一起的我们的行李。
抢劫沿路乡村的事，都是加入义勇军的真正土匪干的，在他们，抢劫已是第二天性了。诚然，他们免不了有这样的事，但我们的结合为时很短暂，我们一定要用力去驯服他们。我们须知这是战争，为了使我们能从强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对的。根本，战争便是血泪交流的惨事啊！
“你说这样的苦战可以继续到若干时，这是谁也不能答复的。我个人觉得在北满，因了山岭的阻隔与广大的森林，这苦战至少可以继续数年，五年或者十年以上。我们全国已都起来反对倭寇及他们背后的汉奸了。这里的人民，大都是移入者，来自河北、山东、河南及关内诸省，他们决定不使满洲成为倭寇的领土。这决心，甚至我们的小孩已都有了。诚然我们这样的战争，这样在山林间驰骋着，确是件艰难困苦的事！”
“讲到援助，我们是很多。记住俄国，走过境去，就有万千的华人韩人都愿意援助我们这正当的战争。他们一定会援助我们的。并且，我们知道世界的同情也在我们。”
——选自《闸北的苦战》（上海新生命书局）
不管是谁打的日伪国际列车，也许他们所要的，就是要传出这样的声音。
十二、第二次反攻沈阳
日前，在日本收购到一批共14张原日军内部所存历史照片，根据其内容判读，1932年9月前后中日两军在沈阳周围仍有激烈战斗。
此时，距“九一八”事变已经将近一年，沈阳又是日军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的军事、政治中心，是什么人仍在这里坚持着抵抗呢？可惜，照片的标注没有清晰地交代拍摄的时间、事件背景。从战斗中遗弃的军帽来看，这很像是一支东北军正规军发动的攻击。然而，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沈阳驻军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连撤退到锦州地区的东北军部队也在1932年新年之际完全地退回了关里。此时，在沈阳周围已经不可能存在成建制的东北军正规部队了。
当时的确还有抵抗战士战斗在这片大地上。敌我双方档案均记载，1932年，活跃在东北沦陷区的抗日义勇军曾至少两次反攻沈阳，其中4月一次曾占领部分市街，8月底一次战斗进攻沈阳持续了五天之久，日方档案记载义勇军攻入飞机场并焚毁日军来不及起飞的飞机。参战的义勇军部队有“燕子队”等绿林武装，也有东北军失散部队（他们有可能仍穿着东北军军服）和警察，甚至还有李兆麟将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数年之前，不同政治力量领导的武装已经在黑土地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作战。
对这次反攻，我方有这样的记载：
早在1932年3月时，沈北、铁岭一带的多路义勇军就曾攻打过沈阳，当时曾进到大北门外，并解除了伪警察署的武器。之后在沈阳附近也有过零星战斗，但规模都不大。到了1932年8月下旬，辽南一带义勇军对沈阳采取了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谋划攻打沈阳战斗，沈阳附近各路义勇军主要领导者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公推第二十一路义勇军赵殿良为攻城总指挥，同时确定李兆麟指挥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参加战斗。具体的部署是第二十四路军支队的沈宝林“燕子”队、赵俊峰“平日”队等作为主力部队，攻打沈阳东塔机场和兵工厂。另外，二十四路军“天地荣”的李巨川和黄云臣等进行西面进攻，争取解决日本站（今沈阳站）的敌人。同时，李兆麟指挥辽阳一带其他义勇军作为攻城预备队，对沈阳发起进攻。8月20日，李兆麟率领南线各部挺进沈阳南郊浑河沿岸潜伏，待友军到齐后发起进攻。不料各部行动受阻，直至28日尚未到齐，同时第二十四路军的行动已被敌军察觉。在此紧急情况下，经李兆麟与赵殿良研究决定，立即攻城。28日午夜12时，在倾盆大雨中，沈阳战斗正式打响。战至1时20分，“燕子”队首先从大南门突入市区，向纵深中街一带扩展，与日军和汉奸商团武装展开激烈巷战，歼敌数十人，伪警察三分局三十余人反正抗日，余者均被缴械。与此同时，其他各路义勇军也按预定作战任务行动，北路义勇军攻入大北边门，缴获敌枪700支，东路义勇军在反正的伪靖安军配合下攻入东塔机场，全歼守敌，随后又攻入沈阳兵工厂。遗憾的是，由于大雨引发河水暴涨，“天地容”部未能攻入市区。8月29日凌晨，日军在装甲车和重炮掩护下向城南、城东疯狂反扑，各路义勇军在缺乏重武器和敌众我寡悬殊的情况下，无法在市内立足，遂且战且退，于8月29日黎明时分撤出沈阳。据统计，是役毙敌三十人左右，争取伪军警近百人反正，其中伪靖安军至少一个排、伪警数十人。物资上敌人损失更为巨大，东塔机场的基地设施全部被焚毁。当时被义勇军烧毁的飞机有七架。此外，兵工厂也被严重破坏，日军汽油库被焚，无线电台被捣毁，义勇军还缴获并带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几个月间两次反攻省城，义勇军斗志可嘉。如果想到这时东北全境都已经沦陷，义勇军是仓促成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成分构成十分复杂，居然在内外交困之下仍敢攻打日军在东三省的大本营沈阳，而且连攻数日，可见关东汉子在亡国之恨面前有着怎样的血性和刚勇。
从时间上看，这次发现的照片，应该就是日军在1932年8月底义勇军反攻沈阳的战斗中拍摄的。
这批照片中，除两张反映了双方在奉天兵工厂的争夺以外，其余的拍摄地点均为原东北军所属的辽宁迫击炮厂。在我方资料中，1932年8月义勇军反攻沈阳的战斗包括了对奉天兵工厂和飞机场的攻击，也记载了险些活捉大汉奸齐恩铭的过程，但却没有提到义勇军部队攻打过辽宁迫击炮厂。
义勇军反攻沈阳攻打迫击炮厂，只查到1932年初的这一个记录：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一周后，由总司令吴兴周主持在城郊一个大车店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颁发委任状，共同宣誓，并拟定1932年1月15日，对沈阳城发动进攻。命第一支队从新民集结到揽军屯，以进攻伪警察局，第二支队，从铁岭抚顺集结到大北门，以进攻伪警察署，第三支队从沈阳郊区蒲河集结，以进攻迫击炮厂，第四支队从苏家屯集结到浑河南岸，以进攻西大门。各支队要在黄昏前集结完毕，定于当晚夜12点钟，由在兵工厂驻扎的靖安军炮兵中队长发炮三响为号。各支队一起攻击。
因为内应叛变，此次战斗没有成功。
然而，在日方却一下发现了反攻沈阳中多枚迫击炮厂周围战斗的照片，不由得让我们感慨，那场抗战中，还有不知多少好汉子的奋战被历史埋没。
十三、义勇军还是八路军 ？
其实，张玉廷抗日可是老资格的，他曾担任苏炳文部抗日救国军第一旅旅长，参加呼伦贝尔抗战。早在日本1934年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就有他率部与日军周旋的痕迹。
用“周旋”而不用“作战”，是因为日军的照片集中，对张玉廷的记录不是他消灭了多少日军，而是1932年秋，他切断了富拉尔基到昂昂溪之间的铁路——如果看地图就会发现，张玉廷这一击，直接把黑龙江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和南面的辽吉两省切割开来，而此时马占山、苏炳文等正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反攻这座省城。
扒铁路，是义勇军常见的作战方式之一，义勇军早期战斗中最出风头的一次，大约就是1931年冬天在白旗堡破坏铁路，颠覆了一列日军装甲列车，照片都上了日本的杂志。
扒铁路，修地道，依靠群众，游击战争……这怎么看怎么像是八路军的动作，然而，早在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中，这些战术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
比如说打游击战，绿林出身的马占山大约是最拿手的了。为了消灭马占山的部队，关东军集中第十四师团、高波骑兵旅团、黑龙江伪军、关东军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