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 第34部分

话题回到金东汉，他能够给当时的东北抗日活动造成巨大危害，也是事出有因的。金本人很早就参加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对其纪律、组织了解甚深（祁致中大概也没想到消灭的这个敌人大特务竟是个资格比抗联总司令赵尚志还深的“老革命”）。同时，金也亲身经历过苏联的肃反，亲眼看到苏联因为极“左”思潮带来近乎疯狂的内部斗争。因此，他能够结合抗联的活动特点，有针对性地制造所谓“民生团”事件——民生团事件因其极“左”特点，也被称作“东北的AB团事件”。这一事件给抗联内部带来混乱，造成自相残杀的严重损失。所以，除掉金东汉，可说是拔除了对东满地区抗联活动威胁极大的一根钉子，也是对协助日军作恶的汉奸们的一个严重警告。这也就难怪日军要两年以后，在对抗联作战态势渐渐稳定后，才肯宣布金东汉的死亡了。

然而金东汉的死，资料中显示又不似在阵前交锋中被击毙。看起来，他似乎是在从事特务活动时被抗联诱杀的，这让他的死亡蒙上了一层迷雾。对这次消灭金东汉的战斗，日方《满洲国警察小史》第三册中曾提到，虽然语焉不详，但大体可以看出，是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利用与金东汉同为朝鲜族的关系，做出诈降的姿态，诱使金东汉进入抗联所设包围圈，在其与日军主力暂时分离的短暂空隙，寻机将其击毙。日方并记载与金东汉共同执行诱降任务的五名日本特务同时被打死。

抗联军史记载“（1937年）11月，独立师改编为抗联十一军后，针对敌特从事收买、暗杀等破坏活动，处决了妄图诱降、瓦解抗联十一军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务、伪三江省协和会特别工作部长金东汉，使敌人的诱降阴谋破产”。同时，在回忆第十一军政治部金正国主任（1938年在桦南被叛徒刺杀）的文章中，也记录在12月下旬，抗联十一军所部利用金东汉试图诱降抗联人员的机会，将计就计，设伏击毙了他。由于行动迅速果断，计划周密，紧跟在金东汉等背后的关东军和宪兵队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当他们试图展开营救和报复行动的时候，第十一军的部队早已经撤出战斗了。此战的具体指挥官，就是金正国。

日方派遣的特务五花八门，比如上页照片上的白井ミツ女就是一名当时被称为“女杰密侦”的女特务，也曾深入抗联活动区，执行对抵抗力量进行分化瓦解的任务，可惜抗联未能掌握其活动规律，使其逃脱了金东汉的命运。

东北抗日联军中，祁致中领导的第十一军兵力较少，而且由于其指挥官牺牲过早，军史记录不够详细，连这位“祁老虎”的生平，大多数人也不甚了了。这份《朝日新闻》关于金东汉的报道，正好成了对祁致中、金正国等抗联英烈最好的纪念。

五、消灭“吃洋面包的日本警察官”

1937年2月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军曾合兵攻打萝北，重创日军第三十七联队，并一度攻入县城。抗联对这次战斗的记录内容翔实，相当可观，包括击毙日军的人数，都与日方记载相符，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把“萝北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岩崎”归到了被击毙人员名单中。按照日军记录，被击毙的其他日军，都属于第三十七联队，并不包括这个岩崎。

既然如此，这个岩崎是怎么回事儿呢？记错了？

在日本存在一批上世纪40年代后期整理的警察档案，在其中寻找，确有岩崎其人，而且确实被抗联击毙。

从记录上可以看到，这名“日本指导官岩崎”大名岩崎铁五郎，职衔是警尉补，死于2月4日之役，是被击毙于距当时的萝北县县城约十公里的头道林子。岩崎是新潟人，是在指挥伪警察参加作战时因“阵头指挥”暴露目标被击毙的，并非死在萝北县城内或战斗最激烈的上街基。推测，这是日军在县城告急时紧急征调周围日伪军警部队增援，却遭抗联阻击而发生的战斗。

日本方面并在4月6日为他和桦川县警务局指导官铃木正（茨城人，警尉）、富锦县警务局指导官井上信雄（高知人，警尉）向伪满三江省警务处申请抚恤，这三名日本警察指导官都是在1938年初“殉职”的。

看来抗联方面是把这两次战斗的战果混淆了。

值得注意的是，记载岩崎死亡的日方档案，说明他并非属于在伪满警察部门服役的日方人员，而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

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是一支在东北活动猖獗，但很少被我方记载的日方武装。按照日方资料的说法，这支警察部队最初的设置目的类似美国在世界各地大使馆站岗的海军陆战队。他们学习西洋礼仪，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的责任是保护在外使领馆的安全。由于他们报酬优厚，连服装都是西洋式的，所以被称为“吃洋面包的警察官”。

这支日方武装在中国从事军事活动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庚子事变，当时曾在北京参加了同义和团的战斗。随着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侵略不断加剧，他们又随着在东北各处增加的领事馆进入到东三省的腹地。此时，这支部队已经不仅是一支警卫队，它的成员大多接受了谍报、突击、反游击战等训练，成为日军在中国实施侵略行动的得力帮凶。伪满建立后，日本外务省更抽调装备精良的外务省警察借调到伪满警察队中，充当各地的“指导官”，实际监督伪满警察的行动，督促其与抗联等抵抗力量作战，并防止其与抵抗力量发生联系。

这种外务省派出的警察官权力很大，被称作各地伪满警署的“太上皇”。直到1942年，由于对伪满的控制已经更加直接，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这支力量才渐渐淡出。

由于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了解反游击战战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的指导官等作战人员作为伪警察的骨干，曾在作战中给抗联造成很大损失，但也因此成为抗联重点打击目标。

根据岩崎的死亡继续挖掘，会发现另一个让人吃惊的事情——萝北县在1938年先后换了四任来自日本外务省的警察指导官，全被抗联打死。第一任是这位岩崎铁五郎，接替他的是长野人，警尉补西泽隆三，4月25日“殉职”，在没有派员接替之前，三江省警察厅派警佐、静冈人铃木英一临时代理（因为级别比较高，所以只是代理），结果这个倒霉的铃木上任途中就在4月27日被击毙。此后，日军派出青森县人，警尉竹内庆吉接手，竹内算是干得比较长，结果，11月27日，又战死，这次，日本人派出了警尉补坪井竣治（北海道）、警尉补佐渡德太郎（北海道）一起上任，意思是来个双保险，总算平安干到了1939年。

仅仅一年，在萝北这个小小的县城，抗联就打得日军四换指导官，不知道日军内部提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些胆寒。

事实上，坪井和佐渡也没干长，1939年10月9日，在和抗联作战中一个被击毙，一个被手下警察绑了票，在投奔抗联时作为投名状砍了脑袋。

据日方《外务省警察史》统计，仅1938年一年，就有1047名外务省警察伤亡，大多应是抗联武装造成的损失。为此，1939年，日本外务省在天津专门为这些阵亡的外务省警察建立了纪念碑，在东北各地也多建有神社祭祀。由此可见，抗联对这支敌人的打击力度。

在研究抗战历史时，由于这支部队并不隶属于关东军，也不属于伪满警察，所以日方在统计伤亡时常常将其忽略，我方亦有很多研究人员不知其存在。在统计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果时，有些双方数字难以对上的现象，就源于是否将这支部队的损失计入在内。1996年，日本外务省解密了其手中的相关档案，出版了53卷本的《外务省警察史》（狄野富士夫解读），其中对于这支武装在东北地区的活动和损失情况多有记录。也许，今后对这支日伪武装的研究，可以在考证抗联作战活动的研究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讶呢。

六、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

照片上的“日本兵”有些异样，他们中有的戴着眼镜，有的举止中带着一种“文气”，殊不似沙场武夫。原来，这是1941年，日本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在进行军事训练。这批学员预订前往“满洲拓殖公司”，为开拓团的日本移民服务，也有部分成员或进入日军服役。当医生并不需要上战场，为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呢？原来，这是因为当时在“满洲”经常有抗联活动，这些医学院学生不得不有备无患。实际上，别说是一般的日军和移民点，连类似七三一部队，防卫森严的细菌战基地，都曾经遭到过抗联的攻击。1934年9月，一支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就曾攻打过位于双城的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是七三一部队的前身，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县拉林昌东背阴河畔，由于其警备严密，一度被抗联部队误认为是日军的兵工厂。

打了日军细菌战基地的，是哈东支队第七大队（第二年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团），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刘海涛是赵尚志部下一员悍将。

刘海涛是山东人，原名刘保仁，高小毕业，年轻时候闯关东去了东北，成为伐木工人。后来因为好打抱不平得罪了警察被抓进监狱关押半年，出来后就上山落草。“九一八”后刘率部投奔孙朝阳部抗日武装义勇队。这支武装中有一个马夫，就是打入进来试图拉队伍的赵尚志。不久，赵尚志显露他的军事才能之后，被提拔成参谋长，随后带队脱离孙朝阳，建立独立的游击队，成为抗联第三军最早的源头。不久，刘海涛便率部携枪来投，1933年7月，珠河县游击队成立，刘海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珠河县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4年6月29日，刘海涛被任命为哈东支队骑兵队指导员。哈东支队1934年秋天整编后，赵尚志任司令，政治部主任韩光，下设五个大队，刘海涛是第七大队大队长。在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