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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之一——王炳南。（文*冇*人－冇…书－屋－Ｗ－Ｒ－Ｓ－Ｈ－Ｕ）
要找他的原因是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登出了前面那张柏林中国留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对着地图研究中日战况的照片。当时，中德之间虽然关系不错，但到德国的留学生很多是学习军事的，不穿军服而又在柏林的，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已。偏巧王炳南当时正在柏林大学，受杨虎城的资助攻读政治学，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在当地组织中国留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总共几十个留学生，照片上就出现了十三个，当时积极组织救亡运动的王炳南若不在其中，那倒有些奇怪了。
经过仔细观察，萨认为照片中后排左起二、三、四人均有可能是他，排除掉年龄因素后，后排左起第三人可能性最大。
就是他。
对比一下1934年合家欢照片中的王炳南，长脸，宽额，棱眉，细眼，是不是很相似？
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测了，要是以后有机会见到王炳南部长的熟人，可以辨认一下，没准儿根本就是张冠李戴。
当时在柏林还有一个姓王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他似乎不在这张照片上。但后来却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援抗战。这个人叫作王淦昌。
父亲病重期间，我回到北京陪伴他。一次，他病情稍缓，我扶着他在医院附近散步，走过一个路口，父亲凝望半晌，叹口气，说王老就是在这儿出的车祸。
王老，就是这位当时在柏林的王淦昌，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勋，晚年在北京因为车祸重伤，一年后去世，很多人都觉得惋惜。
跑题了。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八十多年过去，当萨试图追寻那些和郭汝瑰将军一起回国的中国军人的名字时，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堪称各种各样。
傅秉勋，郭汝瑰的老战友，黄埔军校五期生，也和郭汝瑰一样，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脱离组织关系，回国后任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七十六旅一五一团团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48年叙任陆军少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与郭汝瑰却完全相反，先是因为“贪污”被蒋介石通缉，随后又拉队伍对抗解放军，在大陆打游击直到1952年9月26日才在四川黑水兵败自杀身亡，是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极少数“忠臣”之一。
苟吉堂，入学前原为商人，愤于兵乱欲学习军事以图报国。回国后到绥远前线十三军任职，参加过南口血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冬季攻势、湘西战役、桂柳反攻等，他曾作为汤恩伯的代表，多次与驻山西中共部队联络协同抗日作战事宜，会见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有“朱彭徐刘个个逢”之语。苟在国民党军中官至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下放农村劳动，受伤后遭退职失去经济来源，靠子女接济为生。“文革”中复遭批斗抄家。1976年病逝。直到晚年，军人风度俨然，有“我有一点敢向先母保证的，我为民始终是爱国家和社会，而我过去服官二十年中，除仅以满腔赤诚保国为民之外，从无半点自私”之语。
蔡文治，湖北人，祖父为清末举人，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回国后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又因机缘选送大本营工作。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作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上级重视，后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电影《开国大典》中曾有他和汤恩伯就长江防线争吵的镜头，此是实情，蔡因此愤恨辞职去了美国。1980年受叶剑英邀请多次回国，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国家统一，曾专心帮助解放军研讨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个献策之说。
李昊，湖南人，1924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30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二十四期步科班。回国后任国民党第十师上尉连长，随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十四期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主任教官兼情报室主任，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商定合作训练突击队，后任突击队第六营上校营长，在邵阳一带和日军进行游击战。1944年其调任国民党暂编三十三师一团上校团长，驻守温州，率部参加了丽温战役。后追随程潜举行湖南和平起义，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后平反。1995年去世。
海竞强，广西桂林人，白崇禧的外甥。回国后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深造。抗战期间曾任桂林行营少将高参，曾参加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和桂柳追击作战，其军事才能被白崇禧看重，视为接班人。对日作战颇有才气的海竞强打内战却完全外行，1946年在莱芜战役中被俘，此战，电影《红日》中张军长有话：“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这么快。”一八八师少将师长海竞强就是“六万只鸭子”中的一只。1949年4月，因国共和谈，中共为表诚意释放了海竞强，他可算是国共和谈中唯一的国民党方受益者。但海不久赴台湾经商，终止了军事生涯。
胡景通，陕西人，国民二军军长，是绰号“不要命”的名将胡景翼的弟弟。去日本前已经是团长，退学回国后任国民党陆军师新兵训练总队总队长等职务，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任邓宝珊部骑兵第六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随董其武将军在包头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副军长兼师长。“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蒙冤入狱，“文革”后平反。1998年病逝。
刘子奇，湖南人，出国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参谋处少校参谋。退学回国后到钱大钧部下担任军官训练班中校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在陈大庆部下处理参谋业务，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但在河南战役的失利中也不无责任。1947年在米脂战役中被俘，从此为解放军从事敌工工作。曾担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后勤军牧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病逝。红军中也有一个刘子奇。两人一个是国民党少将，一个是共产党少将，不能不说十分凑巧。
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他们在那场卫护国家生存的国战中，都尽到了一名中国军人的职责。
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多半几代之后都能得个“各为其主”的评价，要是投降当了汉奸，那可真是进不得祖坟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披露一下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缘起——那就是在《历史写真》中，哥伦比亚的中国留学生们在“九一八”之后抗议的一张照片（参见《地陷》题图）——照片上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国学生背后，横幅上是一句饱含深情的词句——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中国人中，胆小怯懦者有之，内斗成性者有之，但每逢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这个国家待自己如何，总不曾忘却自己是——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也许，这就是中国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仍然不会亡国的原因。
四、第一个牺牲的是警察
很少有人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中，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是一名警察。
9月18日夜，在沈阳的日军一面围攻北大营，一面进攻沈阳城。北大营守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但市区的警察人员，却在担任警察局局长的黄显声将军指挥下主动进行抗击，和入城的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展开巷战。战斗进行到午夜，黄显声见沈阳周围各处要点均为日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才率队向锦州方向撤退。战斗中双方互有伤亡，警察部队颇有损失。但因预有准备，撤出沈阳的警察部队败而不乱，很快退向锦州方向，与当地驻军共同布防。
根据当时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来看，“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警中最早被确定身份的牺牲者是当时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士高曙光。“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有一名中国新闻记者孙华三冒险外出查看事态，正看到倒在街头的高曙光，于是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并根据附近民众的证言在其上标识：“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孙华三于十九日冒险摄峰公志”。
日军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兵力调动频繁，但整个东北军系统，在面对巨变之时普遍毫无准备，只有黄显声的警察系统进退有序。是日方的行动太过隐蔽吗？
其实，东北军方面预先早已得到大量日军可能发动事变的情报。如此说来，这种毫无戒备似乎很奇怪，仔细想来，事变前后东北当局高级官员的心态颇值得玩味。他们不但没有加强戒备，反而纷纷在关键时刻“脱岗”，比如讲武堂校长周濂中将、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中将、帅府卫队负责人荣子恒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都不在岗位上。这或许是巧合，但更大的可能是，一边是不抵抗的命令，一边是日军不断寻衅，东北军留在沈阳的指挥官们都知道要发生事情，但都没有对策，只好以这种方式逃避责任——得不到上级支持，他们对独立抵抗日军毫无信心，不欲作无谓牺牲。而一旦出事，缺乏警惕疏于防范和明知日军入侵却临阵脱逃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前者显然更容易得到从长官到舆论的原谅。在得到张学良“避免冲突”指示后，事变当夜，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北大营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看似荒唐，却说明了当时这些东北军将领极端尴尬的处境。
只有黄显声不顾不抵抗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