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使用电话进行通信，这部电话是干什么用的呢？日军最终解开了它的秘密——原来，陈翰章将军的幕僚会用这部电话寻机搭上日军的电话线，来窃听日伪军的通信，利用获得的情报经常给日军以神出鬼没的打击。
在1939年9月，抗联第一路军的兵力不过数千，面对八万日伪军经过精密设计，不惜代价近乎疯狂的围剿讨伐，在仅有几个县的回旋空间中，顽强抵抗了15个月。这样的战斗，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绝望，是中国人对民族独立自由的追求和信心。
这一点，也在发现曹亚范将军殉难地照片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新的证实。
曹亚范的遇难，应该说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悲剧。他是在夜晚宿营时，被部下的机枪班长全某暗杀的，他的警卫员杨有康同时遇难。说他是被叛徒所杀，其实有些勉强，因为暗杀他的几名杀手，后来依然从事抗日活动，并相继死于和日伪军的战斗。他们暗杀曹亚范的原因，可以从金日成的回忆录中找到痕迹。金日成提到，在日本特务金东汉（后被抗联十一军击毙）等制造的“民生团”事件发生时，曹正好担任东满特委书记，这次运动给很多同志造成了伤害。当时很多抗联官兵和地方干部被打成“民生团”，师长朱镇等被逼成叛徒，有人被枪毙时还在高喊“共产党万岁”，是一场类似苏区AB团，抗战时湖西肃反的极“左”悲剧。曹亚范在这起事件中立场比较客观，但他作为政治军官的身份，是他遇害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也为很多幸存下来的抗联战友所认可。
所以，看到这张他遇难地的照片时，心中不免会有一份叹息。
但是，照片上的那棵大树吸引了我的注意。按照日军的记录，曹亚范的遗骸就在这棵大树附近发现，而大树上书写的是抗联的标语。
根据史义军先生提供的信息，曹亚范牺牲的地方，是龙泉镇西瓮圈密营，是抗联的秘密营地之一。此处扼金川、濛江、敦化三县之交，曹亚范率部退到这里，是已经无力再战，还是要徐图再起呢？这块写在大树上的宣传标语，应该就是他最后的手笔吧。
这位抗日将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是什么呢？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科技可以做到很多前人无法做到的事情。经过采用IT技术对这张照片进行处理，树干上的字迹终于如同从水下一样浮了出来。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抗联在日军照片深处隐藏的历史信息，这个信息传达给我们，用了70年的时间。
可以看到的是，在树干上共有四行竖排的字迹，左右两行由于树干弧度的原因无法看清，但中间的两行依稀可辨。
正中间的一行字是：
推翻傀儡满洲伪国
而侧面的一行字则是：
抗日救国是中国每个人的神圣天职
我想，一切都已经清楚。
这就是曹亚范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关心的事业，这就是在白山黑水不屈抵抗的中国人的灵魂。
大树，在70年后为他们作证。
十八、“千军万马中纵横”——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将军王明贵
这是两名日军士兵的合影，在一名士兵的下方还注有“柳江义见”四字，令人注目的是照片侧面有一行铅笔标注，细细辨认，是“王明贵匪讨伐阵亡”字样。还可依稀看出“克山駅（即日语车站之意）”。在照片背面还有一些标注，说明照片是由右侧的日本士兵日比野纯（即相册的主人，原驻扎在东北的侵华日军成员）采用自拍功能拍摄，他与左侧的日本士兵柳江义见同属日军某部队第一中队。此外，还有柳江义见家“遗属”的地址，看来柳江应该是日本岐阜县人，推测其在克山和“王明贵匪”的作战中阵亡。
由于日本老兵日比野的所属部队不明，本来还想对这张照片进行进一步的考证，但是在一名日本友人家中看到一册当年“满蒙开拓团”成员的回忆文集《啊，满洲》（满洲回顾集刊行会，1965年），意外在其中发现多篇关于王明贵将军的文章，于是忍不住动笔了。毕竟，敌人的评价，无论“狞猛”还是“千军万马中纵横”，对于一名中国将军来说，都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敬畏。
王明贵，1955年开国少将，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代师长、第三支队支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一看这相貌就不是个善茬啊。
在我国公开文献中搜寻关于王明贵将军的描述，大多注重这名猛将在东北剿匪战场的战绩，似乎没有完全反映出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风采——在东三省特别是黑龙江的日军和移民中，王明贵的名字是地地道道的噩梦。在1938年黑龙江省境内东北抗日联军遭到极大挫折，残存部队大多在此后撤入苏联境内的时候，王明贵率领的部队却一直活跃在东北战场的白山黑水之间，虽然他的部队也会出境休整，但不久之后肯定又是一次刁钻凶猛的袭击。王明贵用兵善于长途奔袭，而且战术意图隐蔽，令日伪军防不胜防，时时显示着抗联的存在。
这个噩梦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啊，满洲》中记载有日本人在战败后见到活着的王明贵时那种复杂的心态。
照片中阵亡的日本兵柳江义见，很可能是在1940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攻占克山县城时被击毙的。克山县是日伪在平原地区重要据点之一，有“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大东亚共荣圈”之说。当时王明贵率三支队在松嫩平原活动，借日苏诺门坎事件发生后，北满日军主力大部西调的机会，与冯仲云、边凤祥等合三支队，九支队之力一举将其攻克（王明贵是此战的总指挥）。拿下县城后，城西驻扎的日军守备队乘汽车赶来疯狂反扑，遭在苏联更换了新式武器的三支队痛击，伤亡惨重而败退。柳江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阵亡的。
关于攻打克山的具体时间没有查到，但大体应在1940年9月下旬，而柳江和日比野的合影拍摄于“九月三十日”，使我怀疑抗联攻打克山的日期其实要晚一点，或者，这是两名日本兵前一年的照片。
我方记载此战俘虏一百多名伪军，缴获四门迫击炮、一千多支步枪和几万发子弹，击毁三台日本军车，从监狱解放出三百多人，有一百多人参军。
连克山这样平原上的县城都说攻克就攻克了，在各地的日本“开拓团”对“王明贵匪”没法不怕。加藤丰隆的《满洲警察小史》中提到，竟有被打毛了的日本人把“斯大林，毛泽东，杨（王）明贵”并列，这虽然听来哭笑不得，但想来也合理，与远在莫斯科、延安的斯大林、毛泽东相比，不断在其身边出现的王明贵显然是更直接的威胁。
但攻占克山只是王明贵的战绩之一，日军和日本侨民对“王明贵匪”到底是怎样的看法，让我们来看一看中他们写下的回忆，无疑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记载王明贵部队作战的日方资料并非《啊，满洲》一部。比如加藤丰隆的《满洲国警察小史》第273页就记载了王明贵所部三支队乘黑龙江结冰插入伪满黑河省、北安省、龙江省、兴安西省“煽动住民，组建地下网络，不断进行游击”。伪满黑河省省长（兼警务厅长）长野为此下令“全力讨伐”，并且针对王明贵的部队搞出了一个《讨匪作战指挥官五要条》，包括“第一，讨伐队无论如何疲劳，均必须坚决不踌躇地投入作战；第二，在处置失措的情况下，仍必须不放弃地继续攻击……”
尽管如此，日军在作战中仍然不断遭受损失，《满洲国警察小史》在同一页便记载了1941年1月31日，日军锹田讨伐队在和王明贵交战中吃了大亏。
其实，这一仗我方也有记载，而萨知道这一仗的契机还有一点特别。
曾听朋友讲起一次对王明贵将军的采访。据说那位记者跟王司令员聊了半天，忽然觉得老爷子瞅自己的眼神儿有点儿不对。
看老爷子的照片，我想大家也能想明白这位眉毛一拧斜着眼瞪你那是什么感觉——王明贵几次负重伤愣活到九十五，那是阎王爷都头疼的煞气啊。
这眼神儿当年吓毛了日本人，记者虽然是中国人估计也得一哆嗦。再三探问之下，老爷子终于翻着眼皮说实话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不是要采访我，是要寒碜我嘛。
记者说咱哪儿敢寒碜王司令呢，咱就是问抗联当年多艰苦，多顽强……
老爷子说了，你干吗老问我挨冻受饿，让鬼子追得有多惨呢？
实话告诉你——
那时候鬼子吃啥老子吃啥，他仓库里有的，老子打关东军一个汽车要什么有什么。
山上飞的水里游的，除了老虎没吃过，啥山珍野味老子没吃过？
你也是当兵的，你说，整天挨饿，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仗，谁愿意给你当兵？我能扩军吗？
还有，你干吗老缠着我问库楚河那一仗？
老子那一次西征兴安岭，大小十六仗，除了这一仗，哪一仗让狗操的占过便宜？
你专追着我问老子吃败仗那一回，你什么意思？！
记者傻眼了。他也没办法，因为上头让他采访抗联，就俩主题：一个牺牲，就是要多惨有多惨；一个艰难，就是要多苦有多苦。他也是有组织的人，不能跟上级对着干不是？
最后那次采访不了了之，好像连发稿都没发成。
按照萨的了解，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虽然艰苦卓绝，但这些刚强的中国人并不是整天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他们的坚韧同样体现在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上。
在发现的一路军陈翰章将军日记中，看到一段有趣的记录——1939年4月6日，陈翰章既听取返回的侯国忠副师长的汇报，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讨论和日军作战的问题，制订了发动奇袭以阻止日军向西方增援（似乎那边有友军在活动）的作战计划，下午还讲了两个小时“群众常识”的课，又参加了一个讨论会，本来疲劳已极，但是，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前后才能够就寝，自述“原因是他们放留声机放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