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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他们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日籍党员，向“红色小开”潘汉年负责，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领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和以佐尔格—尾崎秀雄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方面的核心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王学文不仅发展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个对日情报战的王牌间谍，还发展了另一个潜伏在国民党政权心脏内的重要红色特工，这就是曾打入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从这个角度说，这位中西功的导师也可称是“谍中教父”了。
以中西功为首的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三年半之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正是发生在中西功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
在中西功的红色特工生涯中，的确经常扮演“智者”的形象。老萨和老拙合作的《东方特工在行动》一书中，记录了中西功一次冒险获得情报的经历。
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的严酷情况下，为了完成确认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重大任务，已经得到报警的中西功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由于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还被封锁，他首先向尾崎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证明他的安危并希望担任原首相近卫秘书的尾崎给他提供需要的情报。
奇怪的是，与每次尾崎会亲自接电话不同，电话接通后，是个女人接听，问道：“你是谁？”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中西功保持镇静，没有说出尾崎秀实的名字，而是道：“请找水野成（尾崎秀实的助手，同文书院肄业生，因佐尔格案被捕，1945年3月死于狱中）。”过了一会儿，有个男人问道：“你是哪位？”中西功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对方答道：“因为我有点儿感冒（所以分辨不清），请问您是哪位？”中西功立即明白了对方不是水野成——他是在试探。水野成和中西功是老朋友，每次通电话中西总是说：“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然后水野会诙谐地学他的语调重复一遍：“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两人这样说话如同暗号。但中西功并没有急于放下听筒，而是回答道：“我是你的叔叔彦三郎啊，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是吗？哦，多多保重……唉，你是哪个彦三郎？”不等对方继续追问，中西已经装糊涂地答道：“好的，再见。”
再通过试探另一名地下工作者浜津良胜时，也同样碰壁，并证实了他已被送往警视厅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功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本来想找与他熟悉的报道部记者武藤癸二了解情况，却没有找到。迫不得已，中西功使用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坐在记者中听他们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收获颇丰，得知日军参加“关特演”演习的部队，已经南下到小笠原群岛，武藤就是到台湾去采访前线部队的。这显然说明日军即将南进进攻南洋，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
“关特演”是日本陆军1941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普遍被认为是针对苏联开展的前奏。然而，受尾崎秀实委托到大连观看演习的中西功，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看出了一些异样的端倪——“关特演”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
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可能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并不明朗的判断。
然而，仅仅判断出日军即将南下仍不够，中西功在东京极力奔走，试图找到更加可靠的证据，甚至确定日军开战的时间。
不过，由于日本全国当时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民间所谓“防谍”意识十分强烈，以至于中西功在各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还远不如从那些记者的大嘴巴里掏出来的多。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功在回旅馆的路上意外遇到了那个去了台湾的记者武藤癸二，才知道他已经回到东京。中西功见到武藤，立即开门见山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武藤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原是“满铁”的大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自己在前方采访的情况，包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谈判的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等。
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功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核对满铁内部机要文献《编内参考》《帝国作战纲要》等，并综合西里龙夫的情报后得出结论，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而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即美国时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
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转重庆，发给美国大使詹森。
从中西功提供判断日军南进、珍珠港事变发生时间情报的过程，可以看出其胆大心细的工作特点。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西功性格中，与其说他是一名“智者”，更应该说他是一名“勇者”。
在佐尔格被捕后，他的情报组曾经用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功发出了警报——中西功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他自己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他东京已经发生了可能导致他暴露的问题，中西功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然而，此时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9月，苏联已经损失数百万军队；9月30日，德军发动“台风”攻势，兵锋直指莫斯科，当天撕开苏军防线左翼；到10月8日打垮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10日，斯大林命令突围出来的西方方面军与预备方面军残部组成新西方方面军，交朱可夫上将指挥，保卫莫斯科；但13日防线又被德军突破；18日，德军突进到距离莫斯科40公里处，并歼灭苏军66万多人，苏联政府机构开始撤离莫斯科。尽管佐尔格被捕前曾经发出了日军即将南进的情报，但对苏德战争爆发产生过错误判断的苏联统帅部再也不敢完全依靠来自单一途径的情报。此时，苏联方面急需了解日军确切动向，以决定是否能从远东抽调部队参加莫斯科保卫战。为此，潘汉年不得不与中西功商量，让其冒险执行这一任务。
没想到，中西功没有任何怨言，冷静地接受了任务。他后来回忆自己的想法是由他在满铁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是黄金的运转时期，存在的每一天都能够向延安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就必须立即撤毁，这意味着多年心血化为灰烬。因此，中西功的意见是自己不走，尽可能一面完成任务，一面拖延情报网覆灭的时间，为组织提供更多的情报。中西功认为在美国参战之后，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
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功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否则任何一人的离去，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然而，留下来，就意味着特高课已经伸出的魔爪随时会落在自己头上。
已经得到警报却不能撤退，这对任何地下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
但，中西功和他的战友们，无论是日本人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还是中国人李得森、程和光（中西功的单线联络员，被捕时跳楼自尽，电视剧《智者无敌》中老郭的原型）都一直坚持工作到被逮捕的最后一刻。
在1941年10月尾崎秀实被捕后，已经供出了在同文书院曾经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假如日本特高课根据这一线索追查，几乎可以立刻找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当初被捕的记录（后来正是这个记录证实了中西功的嫌疑）。但由于中西功利用自己在满铁中的关系给特高课的调查设置了种种障碍，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中西功小组直到1942年6月才被破获。
从得到警报开始，他们足足坚持了八个月的时间。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中西功说：“我们是个整体，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以组织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来衡量行动方案，他们的理想主义不得不令人感到钦佩。
2011年7月19日，在“马鞍”台风袭击日本的时刻，萨采访了日本共产党池田支部的稻川秀树先生，稻川的祖父曾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与中西功共同参与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运动。稻川家至今存有中西功当年的藏书，上面还有中西功亲手盖的印章。通过向稻川先生的采访，我们得知了中西功在被捕之后的情况。
中西功被捕后，曾遭受酷刑，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反而成为法官和警察佩服的对象，并以能听他和西里龙夫在审讯中的发言为幸。但他仍在1943年被判处死刑。
不过，死刑没有执行，据说是中西功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