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活跃。其为侵华日军将领畑俊六撰写的图书至今还在日本Amazon上销售。
这种官方说法宛然将小见山登放在了亲华派的立场上，但理由似是而非，且不说杀了一个溥仪是否可以瓦解“满洲国”，从小见山登此前持刀冲击中国大使馆的行为来看，此人会有如此强烈的中日友好信念，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倒是《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评论颇有些见地。对这次事件，该书举出了一个令人生疑的事实——小见山登要实施对溥仪的刺杀，必须要有武器。搜查获得的手枪，是冈岛从偕行社获得的，而偕行社则称该手枪为展览品，被冈岛所盗窃。
似乎说得通。只是，同时“被盗”的还有这支枪的所用的子弹数十发。展品怎么可能带着实弹？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
而了解偕行社背景的人，对此不会觉得很费解——偕行社，是日本陆军士官的俱乐部。
当时日本陆军中，正有一批狂热的年轻军官认为目前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控制不够强势。其理由之一就是溥仪这个纯粹的中国人当“满洲国皇帝”，难以保障对日本的忠诚。他们的策划是利用溥仪无子，迫使其退位，让位于其弟溥杰。
溥杰也是地道的中国人，这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溥仪一直拒绝与日本方面的联姻，日本方面正在为还没有结婚的溥杰安排一名日本“王妃”。后来，在1938年溥杰终于娶日本皇室中被称作“第一美女”的嵯峨浩为妻，日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改变“满洲国”皇家的血统。
无论溥仪还是溥杰，对日本人强塞过来的婚姻，都是十分戒惧警惕的。日本方面曾经多次要给溥仪配日本王妃，都被溥仪婉言拒绝。溥杰后来接受日方的婚姻安排，也颇为无奈。
其实，从家庭而言，溥杰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的温和与修养，让一度试图以死抗婚的嵯峨浩深受感动，即便在战后多年不通音信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对他的等待。然而，政治是政治，脑子遗留在封建时代的日军军官们，因此觉得娶日本王妃的溥杰会更让人放心一些。
于是，暗杀掉碍事的溥仪，就成为这些头脑简单的军官们最直接的想法。不过，他们也不想给日本帝国惹下麻烦，所以，如果案子由小见山登这样的“亲华派”来做，无疑是最理想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别说是一支枪，就是飞机大炮，只怕冈岛也能给小见山登“偷”出来。
这一切只是猜测，不过溥仪确实曾经为日军试图推动溥杰继位颇为痛苦，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坦诚这一点让他和溥杰从小共患难的兄弟之情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小见山登的暗杀计划，并不符合日本当时的国策。由于东北抗日力量此起彼伏，日军上层并不愿意轻易在伪满政权内部做大的调整，以免引发不稳局势。所以，这次流产的暗杀，就被轻易甩到了历史的背后。
只是，并不知道这次暗杀的溥仪，不久后就得到关东军新的“建议”——建议溥仪认天照大神为祖先，以便进一步体现日满合作的精神。
这种事情，溥仪也只能捏着鼻子，“兴高采烈”地接受了。
因为后代引来暗杀也就罢了，连祖宗也被人家琢磨，溥仪心中怎样想的，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十一、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军
虽然抗日战争的全面开战被定格在1937年7月7日，但是双方对这场战争的准备，却一直在紧锣密鼓。1935年，日本出版了一本专门描述中国军事力量情况的图书——《支那国防》，其中披露了若干中国从中央军到各路军阀部队的兵力、装备、训练等信息。
而其中一张题为“支那娘子军”的照片颇为引人注目，照片中中国女兵背靠军列，捆扎绑腿，一派战时气息。根据日方图注，这是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在“一·二八”事变中所留下的照片。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中曾有大批女战士，比如“七七”事变后广西组织的广西女子学生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组织的广东女兵，都曾在抗日战场上颇有名气。抗战文献中最早出现女战士的身影，是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上面提到的照片，应该就是此时留下的。
第一批出现在近代沙场的中国女兵，居然是大学生，冯庸大学是何出身，竟然有如此举动？
冯庸大学之名来自校长冯庸，是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私立大学。冯庸与张学良同年生，两人结拜兄弟，感情深厚，至死不渝。冯的父亲冯德麟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至交，绿林出身，曾任民初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
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冯庸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包括几十万亩田地、钱款，总价值达近400万银元，在沈阳铁西汪家河子村（现在的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创办了冯庸大学。当时设机械、木工、法律等九个系，学生总数达七百多人，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
冯庸其人颇有些太子党风范，会开飞机（后曾在国民党空军高层任职），喜欢率性而为，爱好广泛，出手大方，同时具有强烈的爱国爱土情结，与张学良因为思想接近，颇为莫逆。他办大学全部免费，但却不仅教授学生学习文化。面对内忧外患，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因此，学生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冯庸规定，除课堂上应讲授的课程外，人人都要受军事训练，每日实行强迫运动一小时，即便是严冬积雪，学生也要在雪地上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精神。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成为后来冯庸大学学生军的骨干力量。
由于其校教育一向以爱国独立自由为宗旨，日军早已对其不满。“九一八”事变中，冯庸被软禁，日军将冯庸大学洗劫一空。后冯庸被劫持到日本东京，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逃离虎口。到达北平的冯庸很快将撤离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师生组织起来，一面继续教学，一面筹建学生军抗日。1931年11月1日，在张学良支持下，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由于冯庸办学时主张兼容并包，男女平等，学生军中有十余名女学生兵，被称为“抗日花木兰”。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这些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男女大学生，在战场一线做了很多工作，事迹广为传颂。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在十九路军的宣传材料中，曾有一批冯庸大学女兵照片被刊载出来，当时十分鼓舞士气。不过，这批女兵照片如果和题图照片相比，可以发现有两处不同：
首先，十九路军的宣传照片中，冯庸大学女兵皆戴式样优雅的船形帽，而且服装剪裁颇为合体。其次，这些女兵在做射击动作时并不标准，而且表情上带有战场上不应该有的轻松。
与之相比，题图照片中的女兵，头戴大盖帽，表情更为严肃。
这其实是拍摄背景不同造成的。
十九路军宣传材料中的冯庸大学女兵，实际拍摄于战斗结束之后。淞沪事变后，上海的抗战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著名电影制片人张石川因此派出摄影师，以重现当时情景的方式拍摄了大批电影胶片和照片，因此，这批照片属于摆拍。
然而，怀国恨家仇，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到战场并非镀金或摆姿势，根据历史记载，他们确曾深入前线，参加直接的战斗。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海军行动。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安全一些的任务。但是，3月1日，日军以一个师团在十九路军侧背的七丫口登陆，直扑其后方咽喉浏河。此时，十九路军在浏河没有驻军，守在那里的就是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幸而增援上来的中央军第五军军长宋希濂率五二一团第一营及时赶到，否则这些学生可能全部要在浏河打光。
于是，就有了战场上和摆拍中两种不同的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
没有证据表明冯庸大学的女生在浏河保卫战中曾在前线作战，但是，从日方发现的资料证实，她们确实参加了第二年的热河保卫战。在热河—长城战役中冯庸大学的三名学生兵在凌源战斗中被俘，其中包括一名叫作杨淑真的女学生军。
我方历史文献记载，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杨淑真等人大约就是此时开赴前线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的衣着也是大盖帽，打绑腿。
幸好，在同为海城老乡的翻译帮助下，这名女生后来脱离险境。
由此可见，冯庸大学，乃至当时东北各地的男女学生们，并没有因为自己书生的身份远离战火，他们曾为了自己的故土投笔从戎，在这一页历史上留下了自己血与火的记忆。
十二、铁甲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坦克去向之谜
根据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沈阳的东北军是有坦克部队的，那么，这支当时中国少见的机械化部队在事变中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日本《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展示了其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后缴获武器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的是日军在北大营缴获的东北军坦克。从上图中可见，北大营驻军至少有六辆坦克。这些坦克，分析判定当为张学良部东北军装备的雷诺FT…17型法制轻型坦克。
雷诺FT…17轻型坦克，1917年，制造出第一辆样车。同年9月，批量生产。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轻型坦克，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可旋转炮塔的坦克。战斗全重七吨，最大时速十公里，乘员两人。这是一种早期较为优秀的坦克，曾被大批制造，供多国使用，直到日军进驻印度支那，驻越南的法军仍在使用这种坦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各路军阀中，东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