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太郎曹长均毙命。
花泽大尉何许人也，他的死为何在日本方面引起如此重视呢？查询资料，才发现，这个花泽在关东军中地位十分重要。花泽友男，1917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九期，毕业后随即转学飞行，1922年2月，又毕业于陆军飞行学校的第十二期，是日军中的航空先驱之一。在“九一八”事变后，是关东军航空兵的两名主要指挥官之一，他的被击落，等于断去了关东军空中力量的一臂，难怪日军会如此痛惜了。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在沈阳几乎没有航空兵力，空中支援主要依靠驻平壤美林机场的长岭龟助大佐指挥的第六飞行联队（日本当时共有八个飞行联队，其他七个联队分驻日本国内和台湾）。战斗打响后，驻平壤的飞行第六联队，于9月19日晨5时接到二十师团“沈阳已发生军事行动，应派出两个飞行中队飞抵沈阳归关东军指挥”的命令后，该联队指挥官长岭龟助大佐，很快即指定侦察第八、战斗第十中队做好起飞前的准备，然后飞抵沈阳东塔机场。这两个中队中，平田辰男少佐之飞行侦察第八中队一部分已经在东北活动，另一部分随即从平壤飞沈阳参战，另一个战斗第十中队，正是由花泽友男大尉所率，他指挥八架“甲式四型”双翼、单发、不收起落架的战斗机经新义州着陆加油，于20日上午11点全部飞抵沈阳，并随即加油挂弹，起飞轰炸了新民、白旗堡、彰武、法库、抚顺、清原等地。此后，平田的飞行第八中队部署于长春，而花泽的第十战斗机中队仍住沈阳。这两个中队连日对沈阳，长春周围的东北军驻地进行多次侦察，空投传单、轰炸、扫射等行动，并攻击开向山海关方向的火车。
这一阶段，花泽友男十分活跃，他提出建议，于9月24日、29日、30日依次在郑家屯，大石桥等处整备建立了多处前线机场，使关东军战斗机的作战活动半径大大增加，利于配合地面部队远距离的战斗行动。10月8日，花泽率队轰炸锦州。同时，他还考察了在东塔机场缴获原从法国进口的“包特兹”（POTEZ）等战斗机，并主持将其经东北军招聘的白俄机务人员维修，涂上日本国徽而进行使用，花泽最后一战中驾驶的，就是这样一架原属于东北军的飞机。花泽一时成为了关东军的空中明星。
在他被击落一个月前，1931年12月19日，东京《朝日新闻》曾对花泽等日军明星飞行员进行了采访，当时花泽面部带有冻伤，但谈起战斗来似乎信心十足。只是，从这些日军明星飞行员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到当时已经丧失了自己空中力量的东北军部队，曾对日军飞机进行过顽强而有效的抵抗——花泽提到，自己的部队飞机曾多次被东北军和义勇军击中，不得不选择靠近日军控制的铁路线迫降，他的僚机曾被击中十余弹勉强返回；他部下的中林曹长机发动机中弹，被中国军队击落，本人阵亡。
日军泊隆爱少尉提到，自己的飞机在打虎山附近活动时曾被张学良部东北军击中，中弹十一发。
另一名浦中少尉更为夸张，其飞机竟然曾中弹二十三发，依然飞回。日军佐藤中尉记载，马贼（日军对义勇军的蔑称）十分狡猾，竟然将缴获的日本军旗放在林间，伪装失散的日军，诱使日机低飞突然发起攻击，若不是东北军缺少高射炮，仅有轻武器对空射击，日军损失会大得多。
如果仅仅看当时中方上层的文件，日军的飞机简直如同空中霸王一样不可战胜。而看日方文献，才能感到，日军的飞机也并非无敌，实在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毕竟，“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也没有做好万全的战争准备，大量装备还在研发之中。
回到花泽大尉被击落的报道，忽然发现，就在这则报道侧面，描述的是大凌河日军守备队中队长被击毙的消息，并惊呼该地日军形势危殆。
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后，锦州周围有东北军19万人，假如当时东北军能够全力投入反击，似乎拥有空中优势，又是精兵强将组成的关东军，真的那样不可战胜吗？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外篇（二）轰炸锦州的法国飞机
日军攻占沈阳后，东北军主力退到锦州一线布防，但日军并未因此止步。9月24日，日军飞机对锦州进行侦察，并进行了第一次轰炸。10月8日，日军再次轰炸锦州。特别是第二次轰炸。第一次“轰炸”，其实是日军侦察之余的顺手之作。这次侦察的参加者竟然是日军智囊，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这个“九一八”的策划者登上一架法制“包特兹”飞机的后座，并带上了数枚炮弹改装的炸弹，侦察完东北军的阵地顺手投掷下去，就完成了这次轰炸；而第二次轰炸，是本庄繁下令进行的，8日晨，日军独立飞行第八中队长平田辰男少佐，率“八八式”侦察机四架飞抵沈阳，在长春以西宋家洼子机场与花泽友男大尉率领的独立飞行第十中队会合，该队出动五架“包特兹”战斗机和二架“八八式”侦察机，两个中队日机共载25公斤类型的炸弹计75枚。这批敌机飞行高度为1300公尺。飞行了约240公里之后，于13点40分到达了锦州，他们先后对锦州的东部和西北部进行轰炸，均遭到东北军部队的对空射击。
轰炸完之后，平田率队直接飞回沈阳，而花泽的五架“包特兹”战斗机因载油量少，航程短，中途至大石桥机场落地加油，18时飞回沈阳东塔机场。此战炸死居民16人，重伤12人，这就是著名的“锦州轰炸”。
日军对锦州的轰炸一时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和谴责。10月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第一次向内阁会议通报了日军轰炸锦州的事件，并召见了日本驻美大使，指出日本在锦州的做法违背了国联决议的精神。英国外交大臣里丁在给英国驻日大使的指示中表示自己“被轰炸锦州的报道搅得心烦意乱”。国联理事会也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将原订10月14日召开的会议提前召开。面对因轰炸锦州引发的国际关注，日本方面自己也承认“日军轰炸锦州，使国联空气恶化，对日本非常不利”。
一时，仿佛牵一发而动全身，日军的轰炸成了国际重大事件。而如果查看当时中方档案，也会发现日军的空中优势和飞机助战，是中方将领解释战斗失利的重要理由，他们普遍对日军的制空权谈虎色变。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日军两次轰炸锦州的行动中，都有一批法国飞机参加战斗。这批法国“包特兹”飞机，日军根据谐音称为“保贞式”飞机，是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广泛使用的机种。
日军怎么会有法国飞机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飞机正是东北军的装备，东北军的“包特兹”飞机至少有15架在“九一八”之夜于沈阳落入日军手中。
在“九一八”事变前夜，日军狡猾地在沈阳举行了多台由艺妓主持的酒会，将许多不明事态的东北军军官诱入局中，造成许多东北军部队在事变发生时群龙无首。东北军航空部队也有很多军官被请到日本租界浪速通大街参加聚会，而适逢周末，在沈阳机场的东北军各型飞机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加上战斗开始后东北军上层下令禁止飞机升空，不准抵抗，结果东北空军主力被日军轻易全部缴获（国民党空军少将，当时的东北航空大队中队长金恩心回忆“九一八”事变时自己曾率12架飞机从沈阳飞回北平，但并无其他佐证，存疑）。
根据日方统计，东北军在沈阳东塔机场被俘的各型飞机，有英制“维梅”720马力轰炸机；法制“包特兹”450马力战斗轰炸机，“高德隆式”水陆两用轰炸机；德制“容克”310马力的侦察轰炸机；日制“八八式”侦察机和“甲式”战斗机，共计约两百架，其中可以即刻使用的就有六十余架，最多的是法国“包特兹”机，这是中东事件后张学良刚从法国进口的新飞机。日军在使用东北军原来雇佣的俄籍工员检查试飞后，将这些飞机涂上了日本的国徽，将其改名为“保贞式”，广泛用于东北战场，有些则用于第二年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一·二八”作战。
东北军飞机之所以受到如此集中而重大的损失，原因在于此前张学良指挥部队在北平勘定石友三叛乱，曾将大批飞机调到关内，石友三被平定后，张曾令在北平的飞机返回沈阳，却并未分散到东北各个机场，结果全被日军缴获。具有更强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飞机不过12架而已，制空权，本来应该属于东北军的。
被自己的飞机轰炸实在是件窝囊的事情。但幸而东北空军的官兵们是有血性的汉子。他们在沈阳失陷后纷纷用各种方法返回关内，并加入国民党中央空军，“七七”事变后大多数人参加对日军的空战。他们中间，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空军的“天神”高志航，这名中国优秀的王牌飞行员和指挥官，就是原东北空军的成员。
有这样一批汉子，东北空军总算可以一出沈阳丢飞机的窝囊气。
九、燃烧的江桥
如果说东北沦陷期间，为人所知最多的抵抗作战，大概非江桥抗战莫属了。今天，在齐齐哈尔的江桥抗战纪念馆，用一面墙的长度写着：“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江桥抗战的确具有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意义。
对于这次战斗，我方记录如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省进犯。那时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日军要占领齐市，必须经过洮（洮南）昂（昂昂溪）铁路上的嫩江桥。
刚刚受任的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指挥马占山，指挥黑龙江省防军果断切断桥梁并不顾上层的不抵抗命令，以约三个旅的兵力布防于嫩江北岸，扼守嫩江桥。11月4日，日军以满铁守备队进攻，被击退。6日，关东军以主力第二师团投入作战。
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与敌鏖战，日军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