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越南，并与当地钢铁大王邓文成之女邓氏雪结婚，进出越南上流社会，是当时台湾在越南的大侨领。1970年11月在越南侨界的餐会上，被刚调迁来越南任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柯远芬认出，第二天即被秘密逮捕，囚禁大使馆两天，然后以专机将其遣送回台，又关了3年；被释放后，即以越南难民身分前往美国，1990年返台后，则发行《民族精神日报》，一年后因亏损而停刊。这几年来，为替陈仪平反，舒桃不断透过各种管道，寻机佐证自己的说法，他表示愿与现居美国的柯远芬当面对质，澄清事由，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开当年3月1日的电文。
他也透过一位现居三重的许森标牧师，找到位居台北县五股乡孝义路陈仪的坟墓，并打听到移居几内亚陈仪侄孙陈春茂，而陈仪的两个亲生女儿（小名为阿蕊，阿玲）现在则定居多米尼加。另外据舒桃透露：现住台北市人称“八爷”的陈仪小弟，担任太平产物保险公司总顾问，舒桃曾去找过他，希望他能出面为陈仪翻案，由于其年事已高，生活无虑而不愿出面。舒桃表示：近期将设法与他们再取得联系，并成立“追究2·28真相联谊会”，共同“追惩元凶”。
根据舒桃的推论，人们想到，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杀人灭口或借头泄愤，所以首先拿陈仪开刀。
泄积愤陈仪遭殃持第二种观点的是李宗仁，他在观察有年后，写了下面的话：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准备下野，由李宗仁出面和共产党和谈，陈仪披肝沥胆，上书蒋：“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当局者在下决心破釜沉舟的时刻，最不愿听到不同的声音，蒋想的当是：“要死也一块死”，对陈已经不满了。
1949年1月21日，蒋宣布下野，偕蒋经国乘飞机由南京经杭州回奉化。迎来送往是地方官的头等大事，陈仪乃以省主席身份在西湖“楼外楼”设宴接见。贵客中除蒋氏父子外，还有俞济时、陈诚、汤恩伯等人。席间，蒋满腹惆怅，连“西湖醋鱼”也不能下箸。陈仪也是一片爱心，劝道：“要拿得起，放得下！”
真正会做官的人，那第一等本事便是用心揣摩上司的“思想动态”，像王熙凤侍候贾母那样，投其所好，拣中听的说，少而精。安禄山就有这种本事。传说，唐明皇有次戏问安节度使：“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了些什么？”安马上伏地回答：“满肚子都是赤胆忠心！”唐天子笑得合不拢嘴。
蒋是不想真心“放下”（下野）的，一听此言，连饭也不吃了。随即驱车而去，连“断桥残雪”也不屑一顾，当夜宿于览桥空军学校“天健北楼”。2月间，汤恩伯告密，蒋也不同李宗仁商量，便免去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蒋经国在1949年3月21日日记上写有：李宗仁本日复飞桂林，陈仪移交浙江省政府主席。
彼因通匪有据，到沪后即被看管。
3月，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将陈押送台湾。
劝降汤恩伯内幕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当时任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第二处长毛森（军统）。
1948年6月，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当时，正是国共抗争激烈、乾坤剧变的季节，这位饱经沧桑，年过古稀的官场老翁太疲劳了，不忍再见生灵涂炭，有意且息兵刀。中共研究了他的思想动态，派人与之联系，希望通过他劝说汤恩伯在宁沪一带宣布起义。
毛森日后的回忆资料（《台湾传记文学》52卷4期《陈仪迫汤投共始未》），承认这个案件是他所主办的。他认为汤恩伯拒不接受陈仪起义的劝告，并向蒋介石告密，这固然是事实，但汤恩伯用心良苦，并不想杀害陈仪，最终导致陈仪杀身之祸的是（军统局长）毛人凤。以下是毛森撰述当时经过的情节，虽属反面史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时，毛森奉调汤恩伯部工作，汤发现毛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委以重任，对毛推心置腹，相遇恨晚，无论大小公私，都和他商谈，彼此间已无任何隐私。1949年初，东南吃紧，毛森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有一天汤私下告诉毛陈仪迫其投共，毛非常惊讶，他问汤有无告诉过别人，汤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毛续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要求把陈仪迁住毛森家，不准其自由行动。毛说，“陈是封疆大吏，亲友甚多，他要出去访友，或友来访他，或打电话，怎能阻止，一旦被人知道我把他幽禁家中，我怎么应付？且我家生活设备极简陋，无法招待大员。”毛森一口拒绝。当时毛森对汤的想法，还有点怀疑，因他俩亲如父子，无话不谈，汤可能因言语冲突，对陈说了一时气话。汤：“绝非气话，陈的思想早已变了，他自台湾铩羽归来，即促我去北方率领13军独立（汤的基本部队，似驻热河，由石觉统率）。那时我认其是牢骚气话，我和林蔚商量，推荐他出任浙江主席。我们对蒋公说，陈是政治大才，热忱工作，今赋闲无聊，如委其主浙，必能为家乡做一番大事。蒋果任陈为浙江省主席，陈在主浙之初，因忙于工作，较少晤谈，不久他又要我准备和谈，停止军事行动，我才认定他的思想确实变了，恐其闹出大事来，我私下对蒋说，陈已年老，恐难应付大动乱，并推荐驻浙军长周岩接任主席，蒋一一照准。我把陈接来上海为他夫妇安排住所，照顾其生活，原意可以朝夕承欢，让其韬光养晦，安定快乐，享享清福，不料他火气更大，骂我不识时务，大势已去，还作无望的挣扎，我实无法对付。”
毛说：“他年将古稀，投共之后，难道还会给他比省主席更大的官吗？”汤说：“这个老糊涂竟明对我说，并非为自己打算，是为我向中共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我向他表白，我是军人，追随蒋公几十年，决不能弃他投共。他骂我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每次见面，总是将我痛骂，无法向他解释。”
其实，毛森与陈仪的关系也极密切，他主闽时代，毛任省会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帮他做了许多大事，所以陈对他推心置腹，抗战开始，毛奉调北上，离开了陈。其后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尚未与毛晤面，即发表毛兼浙江警察保安处处长（指前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长）。
陈仪个性刚愎自用，但学识颇深，他是日本陆军大学就学时以第一名毕业，被誉为卓越的兵学家，其见解亦甚独特，与众不同。。当时毛森曾对汤说：“你不要接受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投共好了。”汤气呼呼地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骂我不识时务，不识抬举，要我派架飞机送他去共区，我实在受不了。”毛森看出汤、陈争吵已濒决裂，汤已不愿再见陈仪，毛又不愿接陈去自己家居住，实无法处置。
汤命毛即在陈寓软禁陈仪，不准他自由行动，禁止会客，但可陪其上澡堂、理发、购物、上街散散步，他发脾气时，只好逆来顺受，毛乃率领刑事处长郑庭显及干警多人，亲去虹口谒陈仪，进入陈寓后，毛手下即令陈之副官交出佩枪，陈之副官初想抗拒，见毛森在场，即听命缴枪，毛向女佣表达拜望陈主席，陈即下楼接见，毛森对陈仪说：“时局不宁，我奉令派人保护你。。”陈仪当然明自己被监视了，默然颔首。毛即指派陈浩泰、甘觉两组长，日夜轮流监护，然后恭恭敬敬向陈鞠躬辞退。
日后有人说毛森当时领人在陈寓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毛森否定说：陈是廉洁官员，无身外财物，住的是汤寓，食用的全是汤所供应，迫汤投共的信件已铁证如山，还搜查什么呢？
毛森与丁名捕在蒲石路汤公馆见过面，汤介绍说，丁是陈主席的外甥，系陈介绍来沪担任汤的秘书；以后似又见过，但所见的是丁或另一人胡帮宪。汤私告毛，丁、胡是共方人员。并说：陈仪思想转变，也受其秘书沈仲九的影响。要毛森设法阻断陈与丁、胡及沈等的来往，说只是怕他们继续打扰陈仪，并无对丁、胡追踪逮捕之意。
毛森认为自己办理陈案与办理一般“刑事”、“政治”案件完全不同，绝未追究“余犯”、“同谋”、“图谋”。因陈已明迫汤投共，公然手谕“应做纲要”，还有什么可以追究呢？至于丁名捕、胡帮宪（现名允恭）只是连络人员，陈要汤委其任秘书，只是便于秘密连络及刺探军情，主犯既不能法办，自无法只办其传言人。毛森还怕因汤不听陈命，对方为了逼上梁山，故意泄漏风声汤通中共，以打击人心士气，使汤无地自容，故才决定采取行动，将陈软禁。
其时南京政府系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退居奉化，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暗中指挥各地军政长官行事。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兹事体大，不能私了，他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能去奉化请示，毛森建议派其心腹陈大庆或石觉为代表。汤说：“陈是淞沪警备司令，石是上海防卫司令，都有重要公职，且不知全案经过，不适宜去。”他最后问毛森能否走得开？毛说，“现在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时刻准备应变。。”这时毛森忽然想起了毛人凤——李宗仁代总统时询中共要求，撤去毛人凤军统局长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人凤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介石器重，故蒋仍指派其担任“黑”局长，闲住上海。于是毛森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恰当，立刻同意。
毛森偕毛人凤去见汤恩伯，汤即面告毛人凤关于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