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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7日，保密局的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1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军统大斗法戴笠在世时，由于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可谓一花独秀。戴笠死讯证实后，军统局内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立即上演。毛人凤无形中组成了“浙江派”首领、郑介民也来了个“广东派”，唐纵则来了个“湖南派”，彼此勾心斗角，均想把军统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他在军统局办公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有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1944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总是对答如流。
戴笠死后，毛人凤生怕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
保密局没有成立前，军统三派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争一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一辆，剩下二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沈醉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作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中，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在此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风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22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制造一些麻烦，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50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1947年他50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沈醉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沈醉又派人到（又鸟）鹅巷53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沈醉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沈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沈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沈醉有关系，便想先收拾他。由于沈醉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的证据，便找他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沈醉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沈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占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帐；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40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1947年12月5日兔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