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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1939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1949年，任“保密局”
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炸毁“译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于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下，且为人桀骛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失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1951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共贪污170余条黄金，东窗事发，为毛抓到把柄。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介石，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向当时的蒋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的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蒋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了，略施手脚，将毛的签呈，从蒋介石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毛患肺癌去世时，有人曾说是为蒋经国所气死。由于叶翔之窝里反，蒋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报复打击，绝不宽容。那位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铬，即以贪污罪判罪下狱五年。
调离“总政治部”，蒋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局”、“安全局”），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和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它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介石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
蒋经国接管台湾情治系统后，对大陆派遣特务，破坏渗透，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安全局（郑介民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
第九节郑介民猝然病故首获蒋介石赏识毛人凤死后，台湾的特务系统按理应由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重新掌管，但此时的蒋介石，对郑介民的“深信不疑”已发生了变化。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8月15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足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10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gemin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辞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打入桂系一鸣惊人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诚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锋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