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此次会谈后，周恩来接受了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访问，表示：“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同时也使美国政府作出了迅速的反应。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同中共举行双边会谈。后经英国穿针引线，中美两国开始了日内瓦会谈。中美大使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等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新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对于中美大使会谈，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的不安。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而不是与中共和谈。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195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国民党，发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频频向台湾发出了和谈信息。195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不久之后的1月30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同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阐释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提出：我们原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7月，周恩来在接见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进一步提出国共之间第三次合作问题。10月间，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次年4月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当周恩来谈到“国共两党过去合作过两次”时，毛泽东当即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
章士钊出任和平使者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从50年代起，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勾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于是，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章士刽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拔款予以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中共领导人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时期，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许孝炎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当年国共和谈的发起人凭心而论，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如今以绝对的赢家地位，能提出这样的和谈条件，已是十分难得。20多年前，自己可没有如此“大方”过。
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先后被迫放弃了中国南方的各个根据地，转移到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由于红军已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区，不再对南京政府构成严重威胁。至1935年10月，中共的中央红军更由一年前的8万人锐减为5000余人，不得不试图通过靠近外蒙边境来寻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也不必再把军事的重心放到中共身上，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特别是可以转而对付已经侵入到平津地区的日本人了。
要准备对付日本人，说到底就是要准备抗日战争。而要实行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自然就要想办法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结束国内的战争状态。但严格他说，国内战争状态一下子还很难完全结束。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蒋介石很清楚，即使是在处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要想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也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事实上，这时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仍有大约20多万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牵制着。而共产党问题的国际背景，更是难以根本消灭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这种情况，与其用几十万军队去与红军打仗，不如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利用中共深陷困境之势将其收降。更何况蒋介石在他的计划当中，已打出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张牌，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对苏战略的考虑在其中呢。
在蒋看来，共产党人的背后是苏联。所以，他考虑共产党问题时必然涉及对苏关系。尽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英美各国的态度暧昧，而对苏交涉已成为借以抗衡日本入侵的重要法码，蒋介石一直等到1934年对红军的
第5次“围剿”接近成功之时，才开始着手这一交涉工作。显然，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存在已不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时，才敢于下决心同苏联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利用共产党势力已经严重削弱的机会才打出政治解决这张牌，也是对苏交涉的一种姿态。
于是，自1935年底开始，国共两党便有着秘密的接触与谈判。关于这段历史，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曾有署名文章《1936年国共和谈揭密》给予论证。该文长达2万5千字，于1994年4月20日至5月21日在《团结报》分九次登刊。
根据杨奎松的披露，从1934年秋天开始，南京政府小心翼翼地加速对苏交涉的步伐，以适应国际之需，但收效甚缓。华北事变发生后，眼看华北五省重蹈东北三省之覆辙，蒋己不能不被迫把“武装抗日”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全力加速对苏交涉，以求苏联在军事上的尽可能支持，进一步成为当务之急。1935年10月，蒋介石明确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了缔结两国秘密军事互助协定的建议，而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就成为对苏交涉中的必不可少的关键。为此，南京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探知中共的意愿；另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劝说中共服从南京中央政府。
经多次秘密酝酿之后，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底基本上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其基本内容包含以下4点：（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国民党开始通过秘密途径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寻找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