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见面了，卫立煌不觉热泪盈眶，挥手和这些多年共生死的部属告别。
汽车一出门，经过儿条大街，即直奔公路，向着东方驶去。在平常的年代，按照旧风俗，元旦尚未天明之际，是市民们酒醉未醒，燃放鞭炮，忘其所以，或者是打了一夜麻将牌、倦极欲眠的时候；现在兵荒马乱，正在天翻地覆的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或无限欢欣，或悲痛欲绝，家家关门，户户紧闭，显得十分沉寂。此时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最害怕的是解放军强行渡江，沪宁一带的一些队伍都摆在沿江一线，非常恐惧地注视着烟波浩森的江面上的动静，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看见是高贵的小汽车则更不去注意。后来汽车到了镇江以东，路上车马喧闹，行人擦背挨肩，卫立煌的车子无人查问，到了华灯初上之前，很顺利地进了上海市区。
这时上海也是乱纷纷，汤恩伯的队伍集中上海，骗人的说法是“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是争取一段时间，保卫上海这个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及其它各种值钱的物资尽皆抢窃运送台湾。特务们此时在上海也准备要暗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先生等等，对于计划以外汽车中人则无暇多管，所以卫立煌的车子安然开到上海市区中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朱映霞女士是什么人呢？她的丈夫江先生原是卫立煌的老部下，朱映霞自己则是卫立煌前妻朱韵珩青年时期在镇江崇实女校就读时的同窗好友，一向往来频繁。1939年，卫夫人朱韵珩因医疗事故卒于成都，朱映霞见卫立煌远在洛阳，她好友的子女幼小无人照顾，便在成都卫宅帮忙照顾过一个时期。1946年底卫立煌与韩权华远游欧美，又请朱映霞帮助看家，朱映霞实际上成了卫府上主持家务的负责人。卫立煌的汽车所开到的朱映霞的亲戚家，这是一所很宽敞的资本家的住宅，除去尚有一位老先生留守，其余的成员都已去香港，房屋空闲着。卫立煌暂时就在这里待避，同时由他的随从到码头上去买船票。
南京的卫公馆里，在元旦这一天，一切和平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个家庄南京的特务放心不下，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摇摇摆摆地来了，察看这里有何动静。丁副官听见电铃响前去开大门，这个特务和送报的同时进门，丁副官连忙招呼特务请坐喝茶，同时拿着报纸向女仆高喊：“报纸来了，送到楼上总司令那里去。”
这个特务见到卫家安安静静，总司令还在楼上看报，就放了心，没坐稳就走了。
这天上午，卫立煌的长于卫道杰和平常人家的青年一样，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到电影院看电影，遇到另一个昨晚回家的南京特务，点头问好。这个特务问道：“总司令好？”
卫道杰说：“很好，没事。”这个特务看到卫道杰悠然出处看电影而总司令又好，想必无事，就没有再来卫家。
下午3点，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此时卫立煌不在，只好由卫夫人韩权华接。吴忠信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韩权华回答说：“我们正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和老太太一齐走，现在自己到芜湖去接老太太去了。”吴忠信知道卫立煌事母至孝，抗日战争期间曾把她接到成都，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太太思念故里，回合肥去了。现在卫立煌去台湾要接她同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吴忠信就没有再问。
不久，卫家的汽车由上海开回来，司机报告韩权华说：“一路平安，没出事情，船票也买好了。”当晚韩权华料理家务，让司机好好休息一夜，到了阴历初三的早晨，卫家的汽车再一次驶往上海，韩权华也告别了南京城。卫夫人到达上海，卫立煌和她分头登上英国轮船，他们就算安全脱险，此时就是国民党特务发现，也不敢到外国轮船上捉人。不久，轮船启航，次日驶过台湾海峡，卫立煌和夫人庆幸，他们现在已经从罗网中飞出来了。致电毛泽东他们初到香港，用了假名字住在旅馆里，不敢出门。后来找到韩权华一位亲戚，是个当医生的，正好其寓所的楼上有一层楼房要出租，卫氏夫妇立刻租下这层楼安居下来。进出不敢走正门，凡有客人来访，都要先在后门上的了望镜中看一看，必须是认识的人才开门，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在香港非常猖獗。
卫立煌就这样韬光养晦在香港当上了海外寓公。他对于国内的时局变化仍然非常注意，一连写过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守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头，就要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很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兜风去了。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像日本人，都没有留下姓名。”正立煌一想：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像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号贵岩），就立刻到铜锣湾去访问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5年他曾帮助卫立煌制订远征军收复滇西松山的战役计划，平日无所不谈。现在他从大陆上尚未解放的地区来此，一定带有不少那些地方的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寓所，杨杰也不在家，只好给杨杰留下一张纸条。杨杰见了条子预备再来找卫，尚未出门，又有两个人来找杨杰。这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给他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见杨杰的面。杨杰看见信封上笔迹像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这两个人进去。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射击，又复对准脑侧开了一枪，当场把杨杰打死于藤椅上，当时杨杰若是再到卫立煌家中去了，当天可以不死；卫立煌这一天若是久留杨寓，说不定也受波及。
卫立煌鉴于他的好友、思想接近的杨杰的受害，感到香港不是安全的地方，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和别人来往。他订了数十种报纸和杂志，不断买些新书，特别是北京出版的新书，每天在家中细细阅读，重要之处还加以圈点。“民革”的同志中有人了解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得不错，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他说他现在去还不是时候。如果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可以把他自己打败仗应负担的全部责任轻轻推卸到卫的身上，这样反给了蒋介石以反宣传的材料。卫立煌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非常兴奋，广播听了又听，报纸看了又看，政治纲领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人才尽皆一时的俊杰。想起11年前到延安和毛泽东主席见面，想起多少次和朱德总司令彻夜长谈，想到共产党的道理久已为他所折服，看到百年动乱，到今天才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不受外人凌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出现，实高兴得了不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特买了几瓶好酒自己低斟浅酌。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新中国要缉拿归案的“战争罪犯”，就自己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经过香港的中共的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他是多么向往这个新的国家哟！
电报的原文是这样的：北京毛主席：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江“江”按韵目为3，此电是10月3日发的。
“太原朋友”请他回来卫立煌寓居在香港数年，小心谨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呆在家里，看看书报杂志，除会见几个熟悉的老朋友外，与外界绝少往还。有时在家里实在烦腻，携带夫人和子女一齐出外散散步，听见道旁人道：“这不是卫立煌吗？”他连忙拉着家人走远，他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因为蒋介石所派遣的在香港的特务，一直对他盯梢、监视。
蒋介石部下的将领，尤其是嫡系的将领们，大多数都跟随他逃到台湾，唯有卫立煌这样一个高级将领不去台湾，使蒋介石非常不快。他几次派遣吴忠信做说客到香港，企图把卫立煌连哄带骗，引诱到台湾去，杜绝他返回大陆公开反蒋的可能性。卫立煌对吴礼老（吴忠信号礼卿）一向很尊敬，但是他们经过寒暄，谈过一些泛泛的闲话之后，酒酣耳热，卫立煌禁不住敞开胸怀，当着吴礼老的面，历数30年来，蒋介石怎么对他无情无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卫立煌说：“抗日战争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八路军处在华北最前线。我主张分配给八路军的作战任务弹药补给，和各军一样，问问全中国人，这有什么不对呢？蒋先生不但不叫这么做，反而说我偏袒八路军，撤去我的职务，在成都两年，还派人监视。最后东北之战，陈诚完全没有办法了，蒋先生硬叫我去背黑锅，他向我保证，东北的得失不由我负责，保证这保证那，说了多少好话，我到了东北之后，他三次亲自到沈阳指挥作战，每个师的使用他都要管到，对于东北将领们的话一句不听，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他硬要做，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在他自己，还能够怪别人吗？他把我无辜软禁在南京，我连自由都没有，家中被宪兵特务围上两层，你老都实在看不过去，亲自去问他，他还当面对你说他不知道，虚伪到这种程度的人，你一生见过第二个没有？。。。”
吴忠信被卫立煌说得无从置喙，只好辞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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