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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淦，解释“临时国防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长”陈诚也就开征“临时国防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临时国防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临时国防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际，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蒋宣称：“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盱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基于此认识，蒋介石向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要求大会议决。该案的要点是：（1）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2）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3）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4）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草案，融会各方意见，提交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5）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于政府职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6）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所通过，并决议“遵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如：袁守谦、陶希圣、余井塘、张其昀、黄伯度、阮毅成等。当时还煞有介事地下设秘书处于台北，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4个组，进行各项筹备具体事项。与此同时，蒋介石、唐纵公开号召海内外人士参加“反共建国联盟”。然而海内外人士相信蒋介石“反攻”神话的越来越少，参加者寥寥无几。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千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
美国方面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发动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警告说：“台湾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协防条约”作为藉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第三节幻想成了泡影叶翔之布置“游击活动”
经蒋介石批准，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班超”等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
为了执行这两个破坏计划，美蒋特务机关，在台湾北内湖乡开办了“海龙训练班”，在台北淡海村开办了“海威训练班”。叶翔之任“海威训练班”主任，台“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任建鹏任副主任，“国防部情报局监察室”主任项乃光任教育长。在训练班里，对那些搜罗来的特务进行了海上渗透登陆、山地作战、野外生存、策动暴乱、爆破射击、心理作战、搜集情报、电讯联络等各种特务技术的训练。
特务机关为了驱使这些特务娄罗们到大陆来卖命，竭力对他们进行欺骗、蒙蔽和利诱。叶翔之等数次对他们进行“精神讲话”，要他们相信“大陆政权己摇摇欲坠”、“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鼓励特务们潜回大陆组织反gemin武装，策动暴乱，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叶翔之还奉承这些武装特务是“国家的中坚，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革命的先锋队”。他欺骗说，“只要你们登上大陆，一定会得到大陆同胞的拥护和爱戴”。
为了给这些特务打气，叶翔之亲自给他们授衔、授印，并设宴“欢送”，祝他们“马到成功”。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无情，所有从海上和空中派来的美蒋特务，无一漏网地被我沿海军民歼灭。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变成了泡影。
下面所举是几个地方的军民和人民群众歼灭台武装特务的经过。
荒岛上瓮中捉鳖1962年10月7日天刚破晓，广东省惠阳县港口公社的一艘渔船驶向小星山岛南面的海面打鱼，忽然发现远处漂着一个黑色物体。具有高度警惕的渔民们，马上放下一只小舢板，由杜冯来等4人划着前去查看，发现原来是一只放了气的半浮半沉的橡皮艇，艇里有5支桨和一颗子弹，附近海面上还漂着同一式样的六枝桨。杜冯来立刻想到，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而且从艇上的5支桨还未漂散、海面上的6支桨也漂流不远等情况来判断，乘船的人还是刚来不久。他又根据海潮、风向和橡皮艇、船桨的位置，判定敌人可能爬上了附近的一个无人荒岛——小星山岛。
情况初步分析判定后，杜冯来等立即掉转渔船驶回港口，向港口公社、公社民兵连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惠阳县港口公社民兵连得到杜冯来的报告，马上紧急集合。理发师莫镜明、庄同、张耀南都是民兵，他们正在替顾客理发，听到紧急集合的命令，马上停止工作，飞奔到民兵连部报到。搬运工人李灶等也放下正在搬运的货物，跑步前去集合。不久，来自各行各业的民兵就集中到了连部。这些民兵的一部分在港口墟一带布防，准备在特务登陆时给予迎头痛击；另外21名民兵和3名人民武装警察，由4名干部带领，乘坐两艘机动渔船，由杜冯来引航，从港口急驶小星山岛搜捕敌人。
他们在小星山岛登陆后，分三路搜索。有一路负责搜索海岛的山脚地带，他们英勇向前搜捕埋伏在乱草从中的特务，开始了战斗。另一路民兵由人民武装警察助理员膝喜祥和民兵班长李灶率领，抢占小星山岛的制高点。他们听见山下激烈枪声，就赶向枪声响处，在半山腰打死了一个武装特务。接着，又在一个山窝里发现了第二个武装特务，他一见民兵吓得连忙双膝跪下，弃械举手投降，活捉后查明，原来他是这股武装特务的“少校通讯组长”周俊义。接着，他们又和6个正要抢占山头的敌人迎面相遇。理发工人莫锐明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这6个特务被迫退到一个山洼里躲藏。膝喜祥、李灶部署了火力，封锁了这个山洼，并向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这6个武装特务无路可逃，只好举手投降。
这一路民兵走下山坡和其他两路民兵会合，经过对捕获的特务进行现场审讯，了解到还有4个特务没有抓到。他们就在岛上继续搜索。当晚，海军派来了炮艇，封锁了海面。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gonganbu队、地方干部和民兵，也陆续赶来。
第二天天亮，在全岛进行了大搜索，终于把特务全部捉住。
绿豆岭水泄不通在这以后不久的10月28日拂晓，又有两股台湾武装特务在广东省西部电白县沿海登陆。这两股武装特务共22人，带着35支长短枪、2000多发子弹以及烈性炸药等，乘两只橡皮艇在电白县爵山公社下村海滩登陆。他们刚上岸，就被渔民和民兵发觉。渔民和民兵马上摸黑向附近的民兵队和公社报告，公社民兵立即将特务登陆点附近的交通要道和海面封锁起来，并且占领了控制海面的前岚岭制高点。附近各村庄的男女老少也闻讯赶来，他们拿着木棍、菜刀、鱼叉、禾镰等等，四处搜捕敌人。
天明以后，民兵陈金品发现荒僻的绿豆岭上，有两个人忽隐忽现，在一块石头上还搁着一个背包。陈金品立即向他所在的爵山公社排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杨亚基报告。杨亚基带着几个民兵与陈金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