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医院祝寿的人仍络绎不绝。亲友在门口挡驾，但进入病房的人并不少，门口所列的两大册签名簿，填满了政府首脑及学术界人士的名字。胡适披着一件紫红色睡衣，坐在床上捧着于右任老先生亲笔题赠的《右任诗存》细心欣赏。有记者请他发表一点“七十感言”什么的，他笑着说了两个字：“老了！”胡适看了签名簿上的寿序，其中书法家毛子水写道：“胡适之先生四十五年来对祖国文化和教育的努力，是没有前例的。”胡适又笑着说：“每篇寿序都使我看了脸红。”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第五次院士会，王大中、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骋等院士，由国外赶来参加，胡适感到格外高兴。会上选举了七位院士：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李景均、陈■、何廉。其中有五个是住在国外，在台湾的只有两人；而当天出席会议的只有陈■，梅贻琦因病未到。翌日下午举行酒会，共一百余人出席。胡适首先致词说，这次院士会议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海外四位院士回来参加更令人高兴。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又说：“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李济接着发言，大意是，科学不能在台湾生根，他对此感到忧虑。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发言。他的发言回答了李济提的问题，他说，不能生根的原因主要是缺乏适宜的环境。胡适表示赞成吴的发言，接着便发起了牢骚：“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指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的讲演），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讲这些话时，胡适显得非常激动。他说不生气，大概是不能自抑了。又说了几句，声音很大，突然把话煞住说，“好了，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人们开始散了。胡适站起来送客，一转身，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脑袋碰在桌边，再摔到磨石地上。经紧急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后将遗体抬上床时，可能是移动了身子的关系，只听得胡适叹了一口气，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潜心治学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蒋介石欲改组政府以收揽人心，于是在南京召开“国大”。美国人此时想借机将亲美的胡适扶上“总统”宝座，老奸巨猾的蒋介石为讨美国人欢心，亦假意装出让贤姿态，请胡适出任“总统”。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博士一度凡心旌动，欲就政坛高位，转而看出蒋介石不过口头说说，表表姿态而已，并无真心让位之意，乃婉言辞谢。
至11月，蒋介石派陶希圣赴京，与胡适多次会晤。12月，陶希圣奉命再邀胡适到南京任行政院院长，全权组阁。一个风霜之夜，陶希圣到东厂胡同胡适的住宅，在胡的书房里作了一次长谈。胡适此时已觉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心再搅和进去，便推说有心脏病，不能胜任这种繁重的职务，却推荐傅斯年等人阁。陶说：“你何不选他为副院长，将日常的院务交给他做？”胡适正色道：“我不担任这一职务则已，担任了就要负责任，不能推。”
此时，杜鲁门压倒杜威再度连任美国总统，胡适所希冀的美国的强有力的支持已成梦想，遂觉大局已定，开始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南撤，书房里一片狼藉，一百多箱书根本不可能带走。胡适嗜书如命，却又无可奈何。他托陶希圣将其父的遗稿及自己的《水经注》稿带往南京，交傅斯年保存。他对陶说：“我不打算收拾书籍，就这样散在那里。我决意不先走。我一动学校就散了。”
此时北大已人心惶惶。常有人来问胡适对时局的看法及他本人是否有离北平及迁校的打算，他总是苦笑着说，他是支持傅作义的，如果这时候谈迁校，对北方的民心影响太大。
12月13日，胡适为北大5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回顾了北大发展的历史，结尾处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健，祝他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12月15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到北京接胡适等人。胡适临行前一宿不曾睡，只是看着他多年购置的一百多箱书发呆。最后决定只带一部二十六回本的《石头记》抄本走，他说“这是我的宝贝”。当天夜里10点钟抵达南京。
胡适此时心灰意冷，对国民党不再抱甚希望，决意潜心学问。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纪念会上讲《整理四百年来〈水经注〉成绩小史》，报告他研究《水经注》的心得。这是他准备终身从事的学问之一。之后移住上海霞飞路，继续潜心治学。2月作成《齐白石年谱序》，并联系出版了此书。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部书。
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里，胡适很是难堪。一个丢了地盘的空头大学校长，又值江河日下，不甘冷遇的他提出“和比战难，苦撑待变”的口号，遭到一片热骂冷讽，所谓一介文生，坐着说话不嫌腰疼。精神上痛苦、晦暗之时，私下里和一些好友商量，筹组《自由中国日报》在上海出版，还预备着呕心沥血“以言论救中国”。不料上海的局势也渐渐不稳起来，遂准备日后到台湾去出版。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4月上旬，胡适受国民党政府委托，以私人身份悄然去美，乞求美国政府援助。赴美途中，胡适在船上替《自由中国半月刊》拟定了四条宗旨，又为早年好友陈独秀死前遗留下来的论文及书信的一本小册子写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一文。
这时国内“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5月，胡适先后三次去华盛顿访问许多同情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都说是一筹莫展，有心无力。他看到这班老朋友如此灰心丧气的失败心理，“感到不是私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16日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其后，避居纽约，美国许多大学来聘请他，都拒绝了。据说美国有位曾经做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万余的讲座，并新建住房，供他终身使用，结果也被他拒绝了。表明他是不愿入美国籍的。1950年在他花甲之年，国民党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仍与其老妻江冬秀过着异乡生活。后来他回忆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哪有人来帮助我？”为了生计，这年他接受了普林斯登大学之聘，任该校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期满后仍任荣誉主持人。胡适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水经注》的考证上。关于《水经注》的真伪问题，他从1943年开始重审此案，前后用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夫，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此案一百多年来几乎已成定案。现在他用千百个证据，把这个诬告案子昭雪了。他认为戴并没有抄袭赵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戴的书；全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说他不老实，“英雄欺人”。又说：他自己开始审这个案子是打抱不平，要为同乡戴震申冤。这桩学术公案经过胡适的长期考证后，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有了一个公平的评价，这对后人的研究颇有帮助，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胡适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他与夫人住在纽约一家公寓，进门就是一小客厅。有客人来，由胡夫人亲自斟茶。
1951年12月17日，这天是胡适的生日，天气很冷，大雪纷飞。他在普林斯登大学讲学回家的车上，暗自思量：今年已是61岁了，所得的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他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所以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于是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下卷《中国思想史》；第二笔债完成下部分《中国白话文学史》；第三笔债《水经注》的考证也应该判决了；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由此可看出，胡适客居外域，晚景并不乐观，其中苦楚凄凉、思念故园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第二年他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讲学之聘，由美第一次回台湾。在台大他以“治学方法”为题，连续作了三次学术报告。讲的内容，多是过去的老话，他说：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做一个公式或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他说出来，但没有一个满意的表达方式。现在我想起二三十年前的那两句话，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胡适此时拿出了他早年留美时练就的看家本领——演讲。他口才极好，思路敏捷，表达准确，语调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加之潇洒有力的手势，很能鼓动人。这几年他对治学方法颇有心得，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妙语迭出，很受青年人的欢迎。这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