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水准。
再说美国人支持“自由中国”运动本来不是公开的事情，不好意思做得过分露骨。况且，把蒋介石和胡适放在天平上称一称，毕竟蒋的份量重一截。既然美国人也觉得胡适该回台湾一趟，胡适就无法可想了，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胡适明白此去一如“过河卒子”，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老伴留在美国，好作为将来离开台湾的借口之一；同时一再言称自己的病需要休养，留下最后一条退路。
胡适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奉行的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原则。他的返台，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一些报纸刊文说，胡适博士至今仍拳拳国是，不忘社稷，回到祖国履行他的“安危共仗，甘苦备尝”的诺言来了。一下飞机，就有记者叩以时局感想，胡适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冒出一句：“这个时候多说话是不聪明的。”
舆论界对胡适的躲躲闪闪大为不满，认为胡适一向是蒋介石的诤友，过去，所有满朝文武，在蒋面前只知唯唯诺诺，足恭听训，无人敢作折槛之争，只有胡适先生一介书生，以超然姿态相机进言，而往往言必有中。1957年逢蒋70寿辰，胡适先生写一短文，劝蒋试试古代哲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话说的相当婉转，蒋介石当时“婉辞祝庆，虚怀纳言”，并不以为忤。人们对胡适的归来寄予极大的希望，而他却如此扭扭怩怩，岂非“老油条”一个？
其实胡适何尝不想保持自己“民主斗士”的形象，只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学者胡适对明哲保身的道理素来力行不懈，他只能挑些蒋介石爱听的话说，虚与委蛇。此后，台湾的民主运动兴起一个（禁止），胡适一段时间较为活跃，四处演讲，批评政府不该修正出版法，对雷震等人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大加赞赏。及至蒋介石大开杀戒，雷震等人琅■入狱，胡适无可奈何，并无任何动作，苦笑了之。当反对党有意组党，请他出任领袖；在这群情激愤之际，他却大泼冷水，断然拒绝，温柔敦厚地考虑的是“反对党”三个字对当局会有刺激。
蒋介石的“胡适牌”打的恰是时候。
胡适的好友程天放后来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胡适：“他对国民党有不满意的地方，对政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可是他只是向党的负责人或政府负责人当面直言，而决不任意公开批评，尤其不肯在外国人面前讲本国政治上的缺点，来削弱政府的威信。这和有些自命民主人士比较，专门在美国人面前骂政府，企图以美国的力量来推翻政府，让他们掌握政权，人格的高低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近年来，凡是想利用他的声望，来做反政府反国民党的幌子的，都为他所拒绝。这说明他是国民党和政府的一个诤友，他的批评完全出于爱国家、爱民族的动机。他个人丝毫没有政治野心，也丝毫没有权位观念。”这段话，正是胡适要表现给公众评价的理想形象。说他完全没有政治野心也未必，但他不是个不顾一切的人。他时时给自己留有一条或几条退路。他的返台，不能说全无政治目的；虽然他曾预料过蒋介石的态度，但没想到蒋介石翻脸如此之快。胡适有郁郁不得志之感。1958年6月16日，胡适即以接老伴来台为由返美，在机场发表谈话，流露出对蒋介石当局的不满情绪。他说，“此次回国仍然看的时候少，说的时间多”，对“访问日程”安排有不便之感；还埋怨“中央研究院”的“经费及设备尚须从长计议”，弦外之音明显流露出蒋介石对他这位院长先生并没有“鼎力支持”。
7月，胡适在美国对台湾记者说，在台湾，他谒见了蒋总统好几次，但都没有长谈，更没有谈到建立“中华民国”的两党政治和民主体系，原因是“总统”太忙，到台湾不久，土耳其总理访台；土耳其总理走后，伊朗国王又接着访台。“总统”忙了一阵以后，到南部休息去了，以后就只能待10月携眷归去之时再说了。他重复表示，他本人对政治绝无兴趣，更不愿意领导组党。他的兴趣始终在学术文化界，以后更绝不离开这个岗位半步。
后来胡适果然再无兴趣于政事，专心于治学、疗养。但他对蒋介石的不满仍时有表露。1960年3月19日，选举“总统”的前一天，胡适突然称病住进了中央大学医院。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胡适在“总统”选举日前夕突然患病，理由是心脏衰弱，但显然是避免出席第二天的“总统”选举。胡适是“国大”代表，如不患病，是不能不出席的。
台湾当局隆重治丧胡适死后，“中央研究院”院士会继续进行，趁有关人士都在，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推定“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王世杰、朱家骅、蒋梦麟、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于右任、谢冠生、吴健雄等数十人。
陈诚闻悉胡适去世，即于晚八时半往“中央研究院”，向胡适遗体致吊，向胡适遗属致唁；并指示治丧事宜后，方始离去。
当晚，胡适生前的王秘书向治丧委员会报告，胡适曾交给他一个小箱子，说是里面有他很珍视的东西。在委员们监证下打开，里面是一些已完成的文稿，还有一封胡适1957年用英文书写的遗嘱。遗嘱是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一场重病之后写的，在上面签字的有胡适生前友好四人。经钱思亮翻译，并当委员和记者们宣读。遗嘱共有六条：一、身后愿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
二、离开北平时，有102箱书留在北京大学，希望光复大陆后，北大又恢复自由大学的生命时，把那些书全部捐给北大。
三、我的画像（一位美国人画的）送给中央研究院。
四、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尚未出版的文稿，请由毛子水先生和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杨联升整理，编辑或作出版上的安排。五、个人如有遗产，如果我过世时，江冬秀女士尚健在，则全部给江冬秀；如我过世时，冬秀已先我而去，则归祖望兄弟二人；如届时祖望兄弟中有人先我而亡，则给孙子们平分。
六、遗产处理由四位证人代为见证处理。
2月25日，治丧委员会开会决定，3月2日举行大殓公祭，3月1日民众瞻仰遗容。在会上，有人发言认为胡适遗嘱中并未坚决强调火葬，于是主张能用棺葬，以留下这一代伟人的骨骸，不要化为灰烬；但也有人主张尊重胡适遗嘱；相持不下，最后决定由江冬秀女士自己决定。江同意棺葬，会议还通过要在“中央研究院”觅地建墓的决议，并运金门的花岗石作材料。3月1日中午，蒋介石冒着■■细雨，来到台北极乐殡仪馆，与胡适遗体告别。这时馆里已聚集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蒋介石步入灵堂，对着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的胡适遗体和遗像三鞠躬。然后，他沿着红色丝绒带子围起来的走道，走到前面隔着的白色的纱罩前，瞻仰遗容，后安慰胡祖望不要过分悲痛，并让其转达让江冬秀女士节哀。
3月2日，胡适遗体举行大殓。各单位公祭自上午八时半起。首先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代表“总统”致祭；然后是事先登记的近百个单位，包括“总统府”、“国民大会”、“立法院”、“教育部”、“外交部”、“外交使节团”，各大专院校以及教育学术机关团体等。到下午二时结束时，致祭人数近两万人。上午九时半，“副总统”陈诚率胡适治丧委员会公祭胡适。陈诚亲自主祭。祭文如下：维中华民国51年3月2日，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胡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全体同仁，谨以鲜花清酌之仪，致祭于先生之灵曰：呜呼！何国运之先蹇，乃遽损我哲人，忆昔日之色笑，疑噩梦而非真。
溯先生之壮年，早蜚声于寰宇，既闳中肆外，爰掌教于上庠。导士林以先路，振文风之颓唐，著谠论以牖民，倡自由与民主，阐科学之真诠，作中流之砥柱。观先生之治学，维实证之是求。理虽赜而必探，事无微而不搜。当国步之艰难，历聘向乎欧美，宣正义于殊方，扬国威乎遐迩。迨日德之煽乱，烽火遍乎寰瀛，乃衔命而出使，国是赖以权衡。迨胜利之来临，爰归国而长大学，遇匪乱而赴美，作反共之先觉。及既返乎台员，为群彦之祭酒，多士荷其裁成，国人仰为泰斗。维先生之议政，言无隐而必诚，作政府之诤友，息反侧之纷争。维先生之持躬，允克忠而克恕，若霁月与光风，故不忧亦不惧。维先生之接物，咸蔼然而情亲，人无分乎中外，位无别乎尊卑。方幸国有老成，为万方之矜式。何期天不愍遗，意怛化于瞬息。呜呼！天惨惨而色暗，风萧萧而声悲。叹招魂之无处，对遗写而泪澌。呜呼哀哉，尚飨。
公祭结束后，即举行家祭。江冬秀女士几度痛苦昏厥。家祭后，二时半举行大殓，随即出发，自极乐殡仪馆，经南京东路，转敦化路，由中正路至南港“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济于院门口迎灵，并敬献花圈致祭后，将灵柩迎往会议室；孝子胡祖望捧胡适的灵位，安放在灵台上。灵堂布置得极其简单肃穆。门首高悬白布横联，上书“胡适之先生灵堂”，堂内布幔上悬“总统”所颁“智德兼隆”挽额，挽额下置胡适69岁生日时的放大照片，照片下一张长桌，桌上四色水果，一双白烛，一束白花。胡适的灵柩上面，覆盖上了一面北大校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出殡路上，至少有5万人送殡。沿途参加者云集，经过路上人山人海。
乘车的、骑车的、步行的，长达数里；孝子胡祖望曾出面谢客，但没有人离去。灵车经过处，许多机关团体及商店住户自动设有路祭。特别是在南港，几乎家家户户门首均设祭台，上置鲜花美肴，燃放鞭炮致哀，男女老幼都立正敬礼静静地目送胡适灵柩缓缓驶过。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代表美朝野唁电台湾“外交部”，对胡适逝世表示深切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