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 第253部分

片石争传终古恨，大书留与后人看。

杀身翻道成名易，谋国救全世谅难。

如斗余杭渔父篆，坟前和泪为君刊。

后者云：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四次办报纸仗义执言20世纪初叶，上海除《申》、《新》两个大报外，还有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改良主义的）和邹容、章太炎主笔的《苏报》（革命的）。“苏报案”发生，邹、章入狱。于右任于1907年创办了《神州日报》，该报积极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它的出版发行，被世人称之为“炸弹”，然而，报纸出版未及一年，报馆就在一个夜晚突然失火，焚烧而光，只得停刊。这场火灾，使于右任失去了一块战斗阵地，有如失去爱子，心里非常痛苦。他曾取“神州旧主”的笔名以表永远纪念。时隔50年之后，于右任还作诗写道：一夜惊心眠不得，神州旧主哭神州。

神州旧主哭神州，君子东行何所求？

但望于思能革命，再来作弹震寰球。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呼日报》。创刊之日，于右任给好友谈善吾先生（后曾主该报笔政）写了一首诗相示：大陆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墓田。

诗表达了他甘愿为民族众生而献身的坚强决心。《民呼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揭露和讽刺清朝反动统治的腐朽和黑暗。反动政府对该报疯狂地进行阻挠破坏，扬言要挖掉该报负责人于右任的双眼，以昭炯戒。结果，《民呼日报》只出版了93天，就被清政府关禁查封。于右任和谈善吾等人在这年10月创办了《民吁日报》取名“民吁”含有两种意思“一是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二是改“呼”为“吁”，少掉了两点，象征己去双眼，而表示即使挖掉了双眼，亦无所畏惧。其实，报纸也仅是换了名而已，其执笔人多系《民呼日报》的原有人员。该报曾刊有《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道及远东和平》等文章，激烈抨击清政府，同时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国东北的阴谋。《民吁日报》仗义执言，素为人称道。这年10月26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因反对日本强占朝鲜，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日本驻朝鲜的统监（总督）伊藤博文（亦即强我签订《马关条约》主谋者）。当时，国内报纸慑于日本的压力，不敢对此作任何的报道，而《民吁日报》则大肆宣传，并痛骂伊藤博文。因此，报馆被日本驻沪总领事函请上海苏松太道查封。《民吁日报》存在时间比《民呼日报》更短。出刊只有48天。

在第三次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于右任一度处于无可奈何、极端无聊之中。在沈漫云、王步瀛、王一亭、张静江等人的积极支援资助下，他在1910年10月创办了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的《民立报》，自任社长。创刊之日，正逢重阳佳节，发刊词很有特色。这是于右任的力作：秋高马肥；记者将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这几个段落，于右任都以屈原《离骚》中的警名为引语，结语用了“余因知謇謇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是一篇向反对派进攻的宣言书，充分表现了勇于抨击时政、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民立报》每日出三大张，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zhuanzhi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情况，尤加重视政论宣传。1911年1月以后，宋教仁先生被聘担任主笔，以“渔父”的笔名撰写了许多有关外交、边患及分析国际政治等时论、评论，深受读者喜爱。《民立报》是于右任创办的4种报纸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一种，它共出1036号，于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于右任先生被通缉，只得逃亡到日本。

积极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以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先后窃得其革命果实，使“民国”二字徒有虚名。军阀割据混战，政治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孙中山先生虽然坚持斗争，却屡遭失败。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产生了新的希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毅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于右任完全赞同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决策。他曾在1924年1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20周年纪念专号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今日之事，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同月20日，体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于右任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2年10月，在一批上海进步学生的恳请下，于右任出任新成立的上海大学的校长。开办之初，百废待兴。恰好次年年初李大钊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到沪，进行与国民党人建立关系的工作，于右任闻讯后立即邀李晤谈，共同商讨上海大学的教务问题。他热切地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李大钊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指出首先应该开设并办好社会学系，培养革命的人才，并当即推荐邓安石（中夏）任上海大学总务长。于右任接受了这些意见。这次商谈，遂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开始。

此后，瞿秋白也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入校，任了社会学系系主任。蔡和森、安体诚、恽代英、张大雷等著名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学者陆续进校任职任教。李大钊还应邀到该校作了《社会主义释疑》等讲演，宣扬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所弄堂大学当时被人誉为“东方红色大学”。

虽然于右任在该校任职时间并不长，但他和中国共产党员合作得很好。

由于上海大学创办于国共两党酝酿合作的初期，又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旗帜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她是首先实行国共合作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于右任对上海大学是很有感情的。1925年“五卅”运动中该校一度被租界当局查封，于右任闻讯后还特地从河南赶回上海，支持师生们的反帝斗争。他对该校师生发表讲话，说：“我将努力参加此项反抗运动，不但救援本校被捕学生，且将援助市民的斗争。”并且说：“反对帝国主义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口号，中国人人均当赞成。吾人当广为宣传，使一般民众咸能努力参加运动，达到解放全中国之目的。”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于右任回到上海，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并担任了该部的工人农民部部长。当时，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受党派遣，都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于右任主持的工人农民部，积极贯彻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调查工农状况，开展各种活动。如上海样经丝厂焚毙女工事件发生后，该部就曾向社会发出呼吁，并联合各团体援助工人，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利。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于右任也随之北上，参加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北京执行部在李大钊等人的主持下，工作异常活跃，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生气勃勃。于右任也投身于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中。如1925年1月，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讲演大会，“十七、十八两日，分别在师大，美专举行。在师大讲演者为李守常（大钊）先生，讲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在美专讲演者为于右任先生，讲题为真正国民会议之产生难。两先生讲演皆受听众欢迎”。在“五卅”反帝风暴中，北京地区人民大力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6月30日，由“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发起，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宋庆龄、于右任等分别担任五座主席台的主席。大会通过了要求严惩制造沙面惨案的凶手、收回香港与英法租界地等九项决议案，表达了我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反帝的决心。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右任非常痛心，并慨然捐款帮助安置死难及受伤的爱国学生。

当时，国共两党还对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领导的国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4月，李大钊应于右任的邀请亲赴河南，向国民军二军解释和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于右任也在开封对国民军二军官兵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中国现在的国民革命，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在现在的时候，要打倒一切反gemin派，只有联合一切革命派。凡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朋友；越是革命，越是我们的好朋友。”

国民军在北方失利后，于右任也因被奉军严令通缉而转入地下。1926年春，李大钊秘密会晤于右任，请他去苏联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于右任欣然同意。在李大钊的直接安排和资助下，他在6月间途经上海由海道赴苏。苏联之行，于右任写下许多热情的诗篇，讴歌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并和冯玉祥将军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冯将军完全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确定了“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战略方针。这时李大钊又从国内发来急电：察绥战局恶化，西安救援急如星火。于、冯等立即分批起程归国。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于右任代表国民党授旗。大军经由宁夏、甘肃，直抵西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中共党员和乌斯曼诺夫等苏联顾问直接参加了冯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