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汪东兴飞京怠传指令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首要议程是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人大，先要修改宪法，使之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改天换地”相适应。
1970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收到了周恩来从北京送来的文件，他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人们今天早已熟知庐山会议上那一场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斗争，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是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不是林彪。
周恩来的考虑是合理的。自从1966年8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造反狂潮中停止工作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定为“叛徒、内奸、工贼”，1969年11月惨死在开封。国家失去了国家元首，可以代行职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也被诬蔑为“军阀”，此刻正疏散在广东。外国元首来访，只能由总理周恩来出面，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非长久之计。
毛泽东的考虑也是合情的。早在1959年，他便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
他厌烦那些接受国书、接见大使的繁琐礼仪事务，宁愿在书房中，恬静地翻阅古籍，思索深层次的大计方针。但是，自1962年以后与接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某些意见分歧，使他错误地得出了“大权旁落”的判断，终于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现在再设国家主席，由谁来当？显然，只有第二号人物林彪。这也是他不愿意的。他总感到，在林彪狂热的个人崇拜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些令人难以琢磨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之时，有过几次不同凡响的表示。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表示了对林彪大讲政变的不安。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中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并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立即引起了刚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满腹狐疑。
因此，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考虑是长久的，选择是唯一的。
3月7日，毛泽东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他明确地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要他第二天立即回北京传达。
汪东兴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后，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点了一下头，毫不犹豫地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3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林彪未来以外，到会的成员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指定叶群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会议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林彪。
事情本来到此可以划上一个句号。虽然不设国家主席并非一个圆满的处理，但也别无良策。谁知，一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
3月17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到是否设国家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康生、张春桥主张不设，吴法宪、李作鹏主张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分歧还反映在宪法中是否写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此言是林彪发明的，写进了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等人一直视此为一大功绩，是“高举”、“紧跟”的“专利”。而康生、张春桥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时，就知道了毛泽东讨厌这句话、严令删去的内情，所以主张在宪法中不写。但他们故意不说是毛泽东的意见，只一味坚持不要写，却暗中窃喜吴法宪等人越来越陷进圈套。不明就里的吴法宪则拼命抓住康生、张春桥的反对态度，以为既抓住了笔杆子们的一条罪状，又可以维护林彪的地位。
自中共“九大”以后即开始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展开了各怀鬼胎的争斗。周恩来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一切。他拿起了红色电话机，拨通武汉东湖，向汪东兴说明了怀仁堂的唇枪舌战，同时又送去了一封信。汪东兴把信呈交毛泽东时，转述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听说，毛泽东脸上立即显露出不快的神色，再次对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缓缓的话语中蕴含着坚决的态度。
然而，林彪竟不为所动。
4月11日晚，林彪在终日不出的密室中踱来踱去，突然叫来秘书，口授了一个电话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考虑缓和中美关系叶群亲自打电话将这个意见告诉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后笑了。他不无调侃地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董必武）当吧！”收敛笑容后，毛泽东又提笔在中央政治局转来的林彪意见上斩钉截铁地批了一句话：“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态度不容置疑，林彪也并不退让。于是，此后，演出了一场人所共知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风云。但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外方针上，这一点则不曾为人们和后来的研究者注目。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即《五·二○声明》。这个声明是乔冠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其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孟子》名言的引用，使之增色不少。但毛泽东内心并不以为这个声明特别重要。他脑海深处，正在考虑做一篇缓和中美关系的大文章。
按照中央的安排，5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上午9点，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室，这是毛泽东接见外宾的主要场所，又称湖南厅。他们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宾努首相。
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一见面就赶上几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倾诉着感谢的话语。此刻，这个落难的王公感受到真正朋友的情谊。
3月19日，西哈努克一行从莫斯科抵达北京，这次国事访问却成了苏联卑劣的出卖。在西哈努克访问苏联期间，柬埔寨发生了政变，朗诺上台。苏联却严密封锁消息，不让亲王一行知道，又若无其事地照常接待他。礼送他出国的那天，才在飞机上告诉柬埔寨国内政变的消息，然后撒手而去。目瞪口呆的亲王倾刻无家可归。这时，中国政府伸出了援救之手，决定照常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他到达北京机场后，周恩来立即对他说：“我们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热泪盈眶的西哈努克于3月2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柬埔寨爱国统一战线。
见到毛泽东，西哈努克激动是自然的，而林彪那天的表现则有些反常。
早晨5点多钟，林彪就把秘书叫来。他坐在沙发上，慢吞吞地说：“今天我要参加天安门大会去。你们给我点点话题，我听听。”所谓话题，就是有关的国际形势，因为这是发布《五·二○声明》的大会。秘书从柬埔寨起头，又讲到越南、老挝人民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同以色列的斗争，苏联、美国的动向等等。忽然，秘书发现林彪头仰在沙发上，两眼紧闭，嘴巴微张地睡着了。秘书只好悄悄地退出来。
为了应付上午的大会，叶群立即布置给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引起了林彪的亢进和反常。
林彪对着西哈努克，语无伦次地说着：“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地球是一个大火球。有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全世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瞥了林彪一眼，对西哈努克笑着说：“他是讲打的。”林彪一反谦恭不语的常态，急急地争辩似的抢着说：“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
也许觉察到自己的抢白失态，林彪又赶紧唱起了高调：“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世界。毛主席将活得很长，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听到这里，毛泽东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好了，就吹到这里，开会去。”
林彪反对中美关系缓和大家一起驱车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红旗似海，万头攒动，汇集着几十万人，将举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要在会上宣读《五·二○声明》。西哈努克情绪激动地在城楼上用中国话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报以“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西哈努克双手合拢，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说：“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毛泽东却笑着回答：“没有中国，你们也行。”他掰开手指历数说：“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300万人口，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他们都胜利了嘛！”
表现失常的还是林彪。
对着麦克风，他用湖北腔大声说道：“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显然，他离开了讲话稿，正在百万人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