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 第322部分

于是经由张静江的介绍，蒋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的四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些股票好，哪些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

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有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此蒋介石工作得既努力又积极。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此维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蒋介石就像一头老鹰似地盯住市场的走势，买卖高低，如同者手。最热闹的股票是纺织、谷类、土地和公用事业等。但情况也不稳定，发生波动的时候，买卖极近疯狂，人们为了自保还会大打出手。每周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0点和下午4点之间，股票大楼人潮汹涌。而从1922年9月到1923年2月，蒋介石正是干着这一行。

蒋介石的性格作为一个军事领袖人，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指挥官。例如，不知有多少次，当他和陈洁如走过阅兵场到码头乘坐他们的机动游艇到广州去时，他会突然停步，叫住一名士兵，问他为何不扣风纪扣，为何不系好皮鞋的鞋带。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会叫班长来训斥一顿，命令他惩戒这名士兵，或将他关禁闭。他常向部下大叫：“和长官谈话时要立正！”

蒋介石的性格中最强烈的一点是自大。他对批评很敏感，并容易发怒，他很少称赞军中的同胞和他们的意见，即使是公认的天才他也不看在眼里。因凡事都想争第一，他常做视济辈，并只交对他有用或可助其达成目的朋友。

但在一旦已无利用价值时，不管是多亲近的朋友，他都会弃如敝履。由于此种脾气，他常在一夜之间树敌。他的好友屈指可数，除孙逸仙外，他的四个好友是他的亲信顾问和财务支援者张静江、他的长官许崇智、财政部长廖仲悄和学者戴季陶。

蒋介石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但在实施新计划或进行任何新的改变之前，仍必须先获得国民党中的大者们同意。当时有三个部，广东军总司令兼作战部长是由蒋介石的上司许崇智担任，财政部长是廖仲恺，外交部长是元老伍廷芳之子伍朝枢。

但在上述三部之外，还有许多由共产党担任主管的部或局，在革命议会中代表共产党的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毛泽东，劳工、农民、青年和妇女等其他四部的部长也都是共产党员。整体说来，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势力是一比六。

为了亲近各部长及急于改革政府，蒋介石每周至少要见这些人三次。议会的议员们耐心地听他的意见，而且总是批准他的大部分请求。另方面，他鼓励黄埔军校的学员，亲自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佩带臂章，并向他们作精神训话。此外，他也在许多公开场合出现，并告诉他的军官们：“我们是个大家庭，必须服从三民主义！”

当时的国民党上层，自孙中山以下，依次为：江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刘震寰、吴稚晖和蒋介石。

所有这些人都各有不同的特色。孙中山依据他们的年资和重要性在政府中任职。蒋介石以军校校长的身份位居第七，也就是最末的一位。

蒋介石认为对党务工作了如指掌是他的职责，不久他就树立了决策方面的权威性。当然，以其只是一个新进小老弟的身份，因此招致了不少妒嫉，蒋介石也深知这一点，但他自认为是超越党派或阶级之上的孙中山唯一真正的继承人。他也朝此一目标努力。

蒋介石的个性固执、敏感、刚愎、急躁而富于企图心，每受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大发雷霆而且不管有谁在场。陈洁如常劝他改掉此一弱点。

因为他一直剃光头，因此得了一个“蒋光头”的绰号。在北方军队中，剃光头是常事，但在广东军队中却不常见。

经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的介绍，蒋介石在高官群居的东山何香凝住宅的隔壁租了一间现代化的两房小宅，由于蒋介石在广州身兼数职，必须常驻广州，故所赁住宅对他们十分方便。

中山舰事件1926年的3月18日，宅中的电话铃声大作，打电话的是汪精卫夫人。

她问“蒋介石在吗？”

“不在，”陈洁如说，“他开会去了。”

“你知道他今夜何时去黄埔？我们有要事见他。”

“很难说，”陈回答说，“但我知道他今晚在军校有一个会要开，很可能在6时前离开广州。”

“从哪一个码头走？”陈璧君问。

“你为什么要问？”“因为精卫与你丈夫有约，希望和他同去黄埔。因为码头有两个，所以我想知道蒋介石用哪个码头。”

“因为蒋介石不在，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可否等他回来时我立刻打电话给你？”

陈璧君说：“好！”挂断了电话。

在以后的两小时中，陈璧君不断地打电话来，一共打了5次，都急着问我同一个问题。

“这就怪了，”陈自忖说，“她为何如此着急？她在捣什么鬼？”

大家都知道，高傲的陈璧君从来做事都有目的，所以陈就愈想愈觉得可疑。

那天下午蒋介石回来时，我就问他：“汪精卫和你约好今晚同去黄埔吗？”

“没有呀。”他随口回答说。

“但陈璧君说，精卫和你约好了的。”

“我不知道。”蒋介石回答说。

“这就有点可疑，”陈说，“你今夜最好在家，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觉得事有蹊跷。”

“但我在晚上7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他大声说。“那就延期吧！”

陈坚持说，并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军校。接通后，蒋介石接过听筒。军校的教育长告诉他，“中山”舰已从广州南下黄埔加煤，他吃了一惊。

“是谁下命令开航的？”他激动地问。

“汪精卫下的命令！”

“那他就要负责！”蒋介石愤怒地大叫：“他无权不通知我就下命令！”翌日，蒋介石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人正在阴谋绑架他，要把他送往莫斯科。

居然策划此种绑架行动，似乎十分可恶。蒋介石所打听到的整个情况是：共产党籍的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在1926年3月18日接到一道神秘的命令，要“中山”舰从广州驶往黄埔。他通知军校的教育长，说他有司令官（蒋介石）的命令，差该舰至黄埔加足燃煤作长途航行，加煤后返回广州。蒋介石在广州对此毫不知情。该舰的引擎从黄昏到夜晚一直没有停火，灯火也一直通明，舰上实施最严格的警戒，但当时以为阴谋者拟发动政变，对共党的计划毫无所悉。直到事情过后，才知道此项阴谋是准备在蒋介石当晚乘坐该舰自广州往黄埔军校时将其扣押，经海参威送往俄国，藉以除去共党阴谋利用广州和国民革命作中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障碍。

当晚，蒋介石作了决定，并在翌晨实行。以其广州防卫司令的地位，他宣布戒严，并逮捕汪精卫，将他羁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参与此一阴谋者，则全部下狱。由共产党控制的省（广东）港（香港）罢工委员会全体成员全部解除武装，所有攻击行动完全取消。同时蒋介石派军登船，重新控制该舰。

这是一次令人吃惊的行动。

1926年3月22日，广州苏联领馆的一名代表到东山来见蒋介石，他问：“此一突击行动是为了对付汪精卫？还是对付苏联？”

蒋介石告诉他是对付汪精卫。

“但我们不赞成你的独裁方式，”他反击说：“第一，你完全不把鲍罗廷放在眼里。他是苏联驻你们政府的代表，应先与他商议。

第二，汪精卫是你的长官，你怎可未获党的准许擅自将他逮捕？我要求你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

当天蒋介石就召开会议，汪精卫也被带到会场。他在8位国民党的委员面前否认他曾发布移动“中山”舰的命令。他对着蒋介石咆哮说：“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一个暴发户，你既不是名列25位国民党的创始人，亦非5位特别委员之一，你只是一个新人，一个初级委员，你却以厚颜无耻的军阀伎俩恫吓你的前辈。如果你想篡夺我的位置，你就夺好了，让我们亲爱的领袖在天之灵看着你！让整个国家都看着你——让历史记下你的罪行！但勿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我！”

他然后转向党主席，要求准许他转往医院治病。他同时请求中央常务委员之一张静江他的保证人。汪精卫藉此至医院休养，整个4月他都留在医院。在1926年5月11日，他秘密离开广东前往法国，表面上是为了健康关系。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就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厂州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已登上广州政治的顶峰。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华北的情势时好时坏，互相残杀的战争在一个省蔓延开来，在迅速结束后接着又爆发另一个战争。但无论北方的战事如何激烈，广东广西两省却仍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想。

蒋介石渐渐成为政坛要人后，便开始怀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谋杀他。

但在另一方面，陈洁如的母亲从上海寄给她一份1926年5月20日《申报》的一段新闻摘要，内容是：“目前广州最热门的一种游戏，似乎是把政府高级要员逐出政府，他们差不多都是广东人，例如许崇智将军、刘震宇和胡汉民等，最后一位被赶走的是汪精卫。一般认为这些人都是被迫离开广州的，因为他们阻碍了新领导人蒋介石的野心阴谋，他希望控制军政大权，无论如何，他是今日国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

宋家姊妹这是一个周六晚上，蒋介石下班突然告诉陈洁如说：“孔夫人（孔祥熙之妻宋蔼龄）明晚请我们吃饭。她告诉我说，她将为你我特别准备一顿鸽子餐，她希望我们在3点钟到她那儿，但你可从这里先去，因为我要在下午5点下班后才能从军校脱身。”

他一边说，一边十分兴奋地在室内走来走去。他的喉咙似乎因紧张而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