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之日，也将是未来历史家写下此乃中华民国获致反攻复国最后胜利奠基之时。
提名枯燥乏味，“国大”投票选举，小有（禁止）。
“国大代表”来势汹汹，一派主张积极争取“四大”民权中的创制、复决两权，与“立法院”分庭抗礼；一派希望改设“常设机构”，供“代表”们经常活动，变无给职为“有给职”。总而言之，是为了争权和争钱。
选举“主席团”，已闹得不可开交，趣闻处处。一位民社党的代表，暗发起签署，要代表们推举蒋经国竞选“副总统”，被“有关方面劝止”。严家淦列席“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却又缺席质询与建议，“立委”魏惜言在“立院”提出质询，问他根据“宪法”何章何条？列席“国大”备询。
不少代表，狮子大开口，要严答应福利条件，否则传出空气，将出现“难产”。
投票日，共发出选票1417张，收回1416张。过半数当选。严得782票，可疑票占634票，引起废票标准的争辩。致“国代”翟宗涛和“政治和尚”于斌，大吵一场。
于斌：废票认定标准第四项规定，不圈在候选人姓氏上端，致不能确定被选举人者，及第五项记入其他文字或符号者，才算是废票。因此，画两个圈或三个圈的，不算“其他符号”，而且候选人只有一个，并不致于无法确定被选举人。所以，多打圈的，应该算有效票。
翟宗涛：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依常规就是画一个圈，其他的都是废票，你这种认定法算哪一国的？
子斌：怎么不能说？这好象打作文成绩，画一个圈可以，画两个圈三个圈更好嘛？多画圈表示更支持。而且我参加过各种会议，有的国家投票赞成就是打×，为什么不行？
翟宗涛：讲话要于法有据，一定要让严家淦光荣的当选，该投第二次票就投第二次票！
于斌反驳：什么于法无据？要依法的话，只有监察委员可以决定，我不过和别人私下研究，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我不跟你吵！
严得票数，不如“国大”连署的人数，且一党提名，别无对手，出现险胜镜头，无以名之，国民党内有反对派。名义上，反对严家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箭头其实是对着蒋介石的。
严家淦“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换汤不换药，蒋介石当年80岁，蒋经国继承的布局，全部就绪。
蒋经国虽然是“内阁阁员”之一，他的时代，悄悄来临，“院长先生”，不过庙堂里的神像，历史的齿轮，向后转到二世纪，严家淦原来是刘协（汉献帝本名）再生。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象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你说不是吗？
戏演加官60年代末，一股来自美洲大陆寒流，在台湾上空凝聚不散。
“中华民国”最忠诚的朋友——美国，在外交动向上，有了异动的趋势。尼克松总统于就职演说（1969年1月20日）中暗示，美国将与北京修好。同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尼克松说美国希望恢复华沙会谈。
另一个使台北感到不安的事实是，第135次与136次会谈时间，相隔仅一个月，国务卿罗杰斯说，将来会谈的地点，可能改在美国境内或北京举行。跟着，尼克松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向中国示好。计有：国务院于1969年7月21日宣布，六类美国人可以观光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大陆制品。
国务院于1969年12月19日宣布，美国公司可以与中国大陆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交易，早先所规定的限制美国公民携回中国大陆商品的规定加以废止。
国务院子1969年12月25日承认，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已由定期改为不定期。
白宫于同一天宣布，美国反对提供一中队F——4D型飞机给“中华民国”。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1970年1月26日与28日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前述一中队F4D飞机用的5450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
这些不平凡的迹象，台北当局愈来愈感到疑惑和不安，甚至忧虑。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
1971年9月，美国以“双重代表权”的新战略，既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11月，僵持了23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台北的困窘、惶恐、彷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国民党高层从梦幻中醒过来。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2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盛顿政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文书用语。
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据点，再度失落。
“外文”上的颓势和1948至1949年大陆解放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的，一是大会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政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依宪法第55条第1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6天后，“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200人左右），这天到了408，“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4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国民党当局对蒋经国期望之殷由，可从“立法委员”陶百川的一段话中略窥端倪：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当局普遍的觉醒，寄望于蒋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平均年龄61。8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
5月3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复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掘发，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擢人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
蒋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介石只是半退休状态。现就任“行政院长”，便可名正言顺地放手大干了。
鞠躬下台1978年，台湾又迎来了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蒋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拼，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竟，走个过场罢了。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象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蒋经国做了“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蒋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海内外通电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