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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台湾几乎人所周知，就是蒋纬国不满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太快太高。王升升到上将，蒋纬国还屈居中将，所以，蒋纬国曾经讽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有打过仗的上将。”之后，过了两年蒋纬国才勉强被晋升上将。
蒋纬国抨击王升的近因，是由于高雄事件。王升自1979年冬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之后，成了高层决策的特殊中心人物之一，党、政、军、特，几乎一把抓。台湾“警总”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一案，就是由王升决策指挥的。当然，蒋纬国不得干预这种工作，实际情况他也是隔膜的。等到高雄事件爆发之后，蒋纬国听到，立即表示非常震怒。他一方面谴责“美丽岛”一批人；另一方面则批评官方处置失当。蒋纬国特别指责“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防范事故于未然。
蒋纬国在一次对“三军大学”学员的讲话中说：现在台湾出现了一种口号和策略，叫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作为一个军人，绝对不能听从这一套歪论。这是违反军人立身、用兵、作战之道的。骂则受辱，打则受伤，宁愿受辱受伤，这能算是一个有骨气的军人吗？这样，结果必然是挫折士气损伤兵力，而且还不反击，这岂不是束手待毙。这是违反兵法起码的通则的，用兵或进攻，或退守，决投有等着挨打的。据说蒋纬国由此发挥，讲了一大套兵法战略和战术，批评“两不”。他说要是“贯彻两不到底”，“我们岂不要被推翻了吗？”这是不足为范的。蒋纬国又批评“警总”下令宪警“挨打”，这是失职，应受处分。
蒋纬国私下和人谈论，批评这种做法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或“苦肉计”，也是很拙劣的，所以闹到不可收拾，使台湾多年来树立起来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失。可谓“得不偿失”。蒋纬国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蒋纬国的这派言论，很得台湾军政界一部分人的同情。传到蒋经国耳里，加上王升又在“经师”面前撒娇抱屈，加油加醋。蒋经国一怒之下，就写了一张“手谕”：免去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后来找到宋长志交代此事，并考虑派人接掌“三军大学”。经宋长志婉转进言，才给蒋纬国一个转旋的余地，和王多年对调，任“联勤总司令”。蒋经国并指示宋长志转告蒋纬国，今后要安守本份干三军后勤，不关他的业务，决不容许他随便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1980年5月3日，香港一份报纸在一版头条刊登《台湾国军将领上书蒋总统祝寿》（蒋经国70岁生日）末尾，开列了将领的名单：国防部长高魁元上将（笔者注：第一）
参谋总长宋长志上将（第二）
国防部副部长郑为元上将（第三）
副参谋总长马安澜上将（第四）
副参谋总长姚兆元上将（第五）
联训部主任张国英上将（第六）
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上将（第七）
三军大学校长王多年上将（第八）
陆军总司令郝柏村上将（第九）
海军总司令邹坚上将（第十）
空军总司令乌铖上将（第十一）
联勤总司令蒋纬国上将（第十二）
台湾警务总司令汪敬熙上将（第十三）
宪兵司令刘罄敌中将（第十四）
从职位序列看出：蒋纬国从原来的第八降到第十二，而且是“国军”中任职上将的最后一名。香港《动向》杂志5月期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评论说：这不是给蒋纬国好看吗？这样降职，蒋纬国会愿意吗？况且，联勤总司令，不过是三军的副官长；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现在却落得给三军办后勤打杂，听人使唤。蒋经国对他这位‘问题老弟’未免太。。可见蒋纬国和他的老兄之间存在着芥蒂。而5月3日的职位序列，使蒋纬国的“军职”降了一大截。
1986年6月，已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的蒋纬国，悄然地向“国防部”提出“退役”申请。该申请经“国防部”人事主管单位完成审核手续后，很快签呈送交当局“裁示”。一般预料，由于蒋纬国军职任期于当年5月即将届满，且“除役年限”已至，若无特殊的变化，“退役”已成定局，他的军旅生涯可望在军队军事会议结束后告一段落。
如果蒋纬国退役，他未来的出路如何？依常理推断有以下四种可能：（一）改聘“总统府”的战略顾问；（二）担任公营事业董事或顾问等职务；（三）出任中华战略协会理事长，取代年迈体衰的陶希圣；（四）出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正当岛内蒋纬国去处猜测纷坛之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6月18日通过了蒋纬国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要职的决议。
“国家安全会议”是蒋介石于1967年设立的“由总统、副总统、军队首领、特务、公安及警察首脑和政府部长组成，在国家非常时期，掌管全权。在和平时期，国家重要决策也通过该会议决定。”1986年5月，台湾中华航空公司飞机飞到大陆后，台湾方面为交涉归还飞机和机组人员，在香港首次与大陆方面接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作出进行接触决定的就是“国家安全会议”。
在“国家安全会议”里，秘书长是仅次于主席（由蒋经国兼任）的重要职位，在非常时期，可以行使全权。因此，这个职务非有相当实权的人物或深得“总统”信任的人物莫属。
关于蒋纬国的这一人事安排，在岛内人们感到出乎意料，其理由有二：
第一、蒋经国1985年秋天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提到了接班人问题。他说：“我国是民主立宪的国家。总统和副总统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选举产生，今后当然也要这样做。因此关于总统职务交接一事不存在任何问题。迄今为止，我从未考虑过将来让蒋家的人继承国家元首的职务。”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1986年2月，蒋经国把据认为将来最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蒋孝武（41岁）派出国，担任了台湾驻新加坡贸易办事处副代表。因此，人们曾认为，今后由蒋家人接班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因为蒋纬国迄今为止一直远离政治和权力中心，而且和蒋经国的性格大不相同，还风传二人“不和”。因此被排出了接班人名单。日本《选择》月刊1986年8月号刊登一篇题为《蒋经国的胞弟蒋纬国突然上升的背景》，摘要如下：蒋经国总统的长期计划是：（一）慢慢缓和国民党一党统治体制；（二）逐渐让国民党元老退位，让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出身的官员执掌国政；（三）把军队首脑对权力的影响限制在最小限度；（四）逐渐让台湾省人走上第一线；（五）总统职务的继承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处理。
但是如果急于推进上述计划，就会遭到国民党元老和军队首脑的强烈反对。因此要花时间慢慢来。同时蒋经国总统打算通过让蒋纬国登场，缓和他们的不满。蒋纬国就是为了起到控制军队首脑，缓和他们的不满情绪，同时圆满地向知识分子官僚及台湾省人移交权力的重要作用而登场的。
蒋纬国将在李登辉总统体制下掌握实权。或有可能在蒋经国之后实现蒋纬国总统体制。虽然形式上是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蒋家连续三代执政，但实质大不相同。这一切都是为对付国民党元老和军队首脑的策略，蒋经国总统的长期计划没有改变。
7月1日上午，蒋纬国宣誓就职之后，立即赶到位于“总统府”后面的“国家安全会议”办公室中处理公务，并约见该会的有关主管，以便了解该会的全盘业务。可是，蒋纬国在办公室坐定未久，对面“总统府”机要科来了电话，说蒋经国要召见他。因此，不到一个小时前才离开“总统府”的蒋纬国，便又穿好上衣，服装整齐地赶到“总统府”。
蒋经国跟蒋纬国虽系手足，私下里也常有晤面的机会，但是专门召见他到办公室中公私兼及地作一番恳谈的前例，确实很少见，如果屈指一算的话，过去只有把蒋纬国由“三军大学”调任“联勤总司令”之前，曾经召见过蒋纬国，告诉他自己所作的决定，而且勉励他好好的做。以后蒋纬国卸除“联勤总司令”职务，改任“参谋本部联训部主任”时，只间接传达了他的旨意，蒋经国并没有因调动自己兄弟的职务，而向他作任何说明。蒋经国以最高统帅调动军方系统下的人事，身为军人的蒋纬国自然别无选择的余地。
这次，蒋纬国调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让蒋纬国在国家安全的大政方针上，负起了更重的责任，由于其所处地位与所具有的身份，已跟过去迥不相同，而且处身在这么一个重要的职位上，自然不能再象过去那种悠游世间的情况，因此，不论是在“公义”或“私谊”的立场上，兄弟两人都有加以恳谈的必要，于是，乃有了1日上午就职宣誓之后的召见举措。
据蒋纬国事后跟极亲近人员在说明他对“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必须全力以赴的原因时透露：阿哥召见我，要我尽力做好“国安会议”秘书长的这个职务，语意恳挚，极为感人，可以说这是我们兄弟近年来极少见的坦率谈话，如果我不全力以赴，这将愧对“总统”，也愧对自己。因为阿哥告诉我：他托付我这个职务，要我一步也不能走错。他的话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蒋经国那天召见蒋纬国时，谈了不少的话，兄弟两个人坐在总统私人会客室内，无拘无束地聊。蒋经国语意诚挚，一再提到“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职务的重要，务必要全力以赴，要蒋纬国以其余年，作竭诚的奉献，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他们父亲的在天之灵。他说在私人生活及行为中固然可以轻松一点，但在公的范围内，一定要郑重、庄重，君子不重则不威，身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