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这个，这个。”蒋介石又哼了好一阵子，才答道，“就按下半段的意思来改吧。”
张群放下电话，对李宗仁说：“德公，蒋总裁口谕，他下野文告按照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来改。即改为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不行！”李宗仁一口否定这个修改意见，“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现在蒋先生所引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先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继任’。因此‘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应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为难地说：“总裁可没有这样说呀！”
李宗仁知道，张群一向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便道：“请岳军兄再给蒋先生打电话！”
谁知，张群把电话打到览桥航校后，一侍从副官答：“总裁出去了。”
再问“何往？”答：“不知道。”
“德公。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张岳军不出力。蒋总裁下野之后，已是闲云野鹤。不唯今晚找不到他，恐今后亦难找矣！”张群摇着头，看着李宗仁说。
“德公，我看蒋先生这样说也有其法律依据的。因为他虽辞职，但未经国民大会批准；而德公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尚未得国民大会之追认，故此以代总统称之合法统。”吴忠信灵机一动，忙为蒋介石的话找法律依据。李宗仁冷笑一声：“嘿嘿，札卿兄，你不是说过，宪法也约束不了蒋先生的吗？现在为何倒替他去寻找法律掩护呢？宪法上并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任呀！”“这，这。。”吴忠信一时语塞。这李宗仁既吓不倒也说不服，而蒋介石又不会再让步，他又将如何才能把李宗仁推上“轿”呢？
“德公，目下局面危急，国家兴亡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哟，我看你就先行就职吧！就算我这个老朋友求你了，国不可一日元君，再这样僵下去我们就国破家亡了。。”吴忠信只剩下苦苦哀求这最后一手了。
“德公，蒋总裁已说过了，他5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你无论是‘代行’，是‘继任’总统职权，不都是一回事吗？中共大军压境，局势危难，还望德公以大局力重。”张群也面带忧凄地劝说。
李宗仁在吴忠信和张群两人苦苦劝说之下，心里那股火气渐渐熄灭了。
他冷静下来，倒不完全是为吴、张二人说服，而是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偌大个国家都快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此时此刻闹得太凶了，遭殃的是民众。。算了，不如先上台干起来再说，或和或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算对得起国家和民众了。想到这里，他慨然长叹一声，说：“既如此，我就勉为其难，权且就当这个代总统吧！”
吴忠信见李宗仁同意“上轿”了，顿时喜形于色，忙说：“德公有德有仁，真乃党国之福，民众之福也！”
李宗仁精疲力尽地回到傅厚岗官邪，已是晚上8点多了。此时，浙江省主席陈仪正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楼外楼”，为路过的蒋介石接风。尽管主人热情招呼，但客人神态黯然，连平素喜爱的西湖醋鱼也吃不下一口。
第二天便飞回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隐居”生活。
埋志故乡山林泉石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蒋介石对自己的故乡情有独钟。在他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特别是每次下野，他都总是躲在溪口，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土，盘算东山再起。
们他这次归来的情势不同，心境自然很坏。当他走进“慈庵”的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没有衣架，就大声训斥：“衣架到哪里去了？”侍从人员只好立即去找。吃饭时，看到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的大米饭，立刻把脸一沉，下令退回，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
这段时日的恃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有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中，惹蒋介石大发雷霆。这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紧挨着蒋的住房门边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半夜，蒋介石就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一气之下，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当众人被吓醒之后，蒋才知道刚才是门口警卫在打鼾磨牙，不是什么怪声音。因为一位侍卫官有夜睡磨牙的习惯，而另外一位副官，则是一人睡就会打鼾，可是，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使蒋没法继续人睡。
后此，只要是轮到这二位恃从人员值夜，他们在就寝前，会在嘴巴内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再把情绪不佳的蒋介石从睡梦中吵醒。那时，侍卫们才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会有人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差。
蒋介石的一个侄子，名叫蒋孝镇，经常和同伴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又被先生砍了一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蒋孝镇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东北军向蒋介石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介石慌乱中没来得及穿鞋便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为了分散后面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
事变结束后，蒋孝镇经南京的军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
不过，在蒋介石心情好的时候，也能表现出少许幽默感。在恃卫圈子里流传着一则蒋介石与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笑话。有一回，蒋介石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籍恃卫没听懂他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蒋见到之后，不觉尧尔，知道是侍卫没了解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恃从人员赶快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
由于时局的败落，蒋介石要带头装出勤俭自持的风格。
据卫士翁元回忆，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介石要大厨为他作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他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卫士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他们认为这些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这次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介石在溪口指挥国民党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蒋介石是溪口武岭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该校的董事长，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为“造福乡里”出资30余万银元修建的新式建筑。这天，武岭学校的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烧好后端来给蒋介石佐餐，不料老蒋勃然作色：“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
尽管心情很坏，但表面文章还要做。春节前蒋介石以进宗谱为名，开祠堂祭告祖宗，并大摆酒席，宴请族中父老。蒋介石在席上大谈要把溪口办成小型工业的示范镇；农历腊月二十八，蒋介石在溪口办了一次年夜饭，奉化县长周灵钧、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总统府参军施觉民等10人被邀出席，饭后，蒋介石大谈要在溪口建一座大桥，要使汽车能直达法华庵。宋美龄也大谈在溪口办丝织厂，使溪口妇女都有就业机会。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武岭学校的礼堂同乡民们一起看京戏《苏三起解》，一幅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样子。表面上，好像他们真是在野之身，毫无牵挂，其实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在大陆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必须早作永别溪口的准备。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公历2月18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走。叙谈之中，蒋介石多次叮嘱表弟工良穆（王贤矩次子）：“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临走上轿之前，还对王良穆再重复一遍。王良穆日后回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从来没有这样叫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同行啊！”
两天后，蒋经国也到自己的外婆家岩头扫墓辞亲，他在墓地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并在她家吃了中饭。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又鸟）、一包长寿面和一些（又鸟）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这些东西表示舅母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生日礼物，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同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里去啊？”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舍不下自己的家，终于没有同去。
清明节（4月5日）那天，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子孙女，到白岩山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他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怎么的，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见此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人不懂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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