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 第59部分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这样宽容赫尔利，人们很难揣度。比海特这样解答这个问题：“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之间的友好表示，能把长期存在的事关重大的问题一扫而光。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像罗斯福。”尽管罗斯福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但却派遣他去执行一个又一个大出风头的使命。1942年初，赫尔利被正式指定为驻新西兰公使，但他竭力争取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公使，以接替纳尔逊·约翰逊的职务，这一点未成功。他还为罗斯福出使苏联和中东做工作。到1943年底，他还帮助起草了关于伊朗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很重要的。

快到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指示赫尔利：“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9月14日，在赫尔利整装待发时，美国驻延安代表团成员谢伟思，继续从延安发回他苦心写出的报告。他在谈到共产党的时候说：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

他接着写道，共产党是充满自豪感的，是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不好的气质，其中有：抹杀个性，思想和言论都要一律，缺乏幽默感。他还写道：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口号，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曾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来听到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就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

。。我们还不能说，共产党宣称要实行民主政策是出自真心。但至少部分地是出自真心，这才是对于共产党军队表现出这样大的民众号召力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

两天后，9月6日，赫尔利到了重庆。陪同他去的有奉罗斯福之命前去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9月7日，赫尔利同蒋介石第一次会晤，委员长告诉他，史迪威还是可能指挥中国一切军队的，这使赫尔利感到很高兴。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史迪威提出的改组方案时，他又很快地缩回去，不照他的这一承诺去做了。

9月19日，又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传到了重庆，这是从加拿大的魁北克传来的，当时罗斯福和马歇尔正在那里同邱吉尔会谈。“鉴于罗斯福公开表示愿同共产党和解，鉴于在不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其他地区内出现的不同政见活动”，罗斯福已经发现“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在这封加拿大来信中，罗斯福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对他说：“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信中还要求给史迪威以“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的发生。

这封信一到重庆，赫尔利就看到了，他反对递交这封信。他意识到，如果见到这封信，蒋介石就会勃然大怒。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委员长”头衔就成问题了。

但是，史迪威一直同蒋介石有矛盾，因此他很想刺刺他的宿敌。他递交了这封信，而这封信的作用，比预计的还要糟糕。因为蒋介石得到的印象是，这封信也是史迪威起草的。

蒋介石通过赫尔利给罗斯福的回信说，以前所作的有关史迪威的一切安排，以及扩大他的指挥权限的事，全部作废。委员长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蒋介石后来对赫尔利说，他认为，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而赫尔利也就信以为真了。他本人也相信华盛顿有一个共产党阴谋在实施中。无论如何，除了伴随着移交指挥权而来的各种手续，史迪威的使命也就完结了。

10月9日，即国民党政府国庆的前夕，谢伟思向史迪威作了例行汇报：“共产党已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将在未来的中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我提议再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使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同一天，谢伟思同毛泽东又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表现出十分了解美国政治的详细情况，并“谈到，即使要对国民党施加任何直接压力，那也得等到总统连任以后。因为蒋介石是总统扶植起来的，总统不会作任何有损于他信誉的事情，除非到连任的大局已定之后。”在这之前，毛泽东曾邀请赫尔利到延安亲自对共产党作出估价。所以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他发给赫尔利的邀请没有得到答复表示关注。

就在谢伟思和毛泽东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后，美国陆军上校麦克纳利来到延安。他是谢伟思在北京学汉语时的同学。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忆往事，麦克纳利便郑重地说，赫尔利没有答复毛泽东的邀请，因为他认为，即使只是宣布接到了这样的邀请，那也等于含蓄地承认共产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因此，至少在国内的选举日到来之前，这位总统私人代表不愿采取可能使选民改而投票支持别党的步骤。不仅如此，麦克纳利接着说，自从赫尔利到了中国以后，谈论给史迪威以统帅中国一切军队的权力，不如谈论蒋介石关于解除史迪威职务的要求多。

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蒋介石发表了节日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他将在抗日和维护他的领导权这两条战线上作战，并明确提出，外国别干涉中国的内政，而这种插手中国事务的大国，当然只有一个。蒋介石在这个时候私下告诉赫尔利，史迪威正在同共产党合谋推翻他的政府，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的干涉。

赫尔利立即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蒋介石同意了您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项建议，只有对史迪威的任命是个例外。”10月10日，谢伟思在延安给史迪威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希望给他的将军以鼓劲。那是一份写得“仓促激烈”、开门见山的文件。他写道：“虽然我身处延安，只能从远处观察重庆和华盛顿的最近事态，但是，相信你会允许我继续以坦率的态度，写出附在信后的、更加有力的政策备记录。我认为，现在是对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采取这样一项政策的时候了。”谢伟思的备记录中谈到的问题有：看来，我们仍然从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出发同蒋介石打交道。这种假设就是：蒋介石就是中国，我们的事业需要他。为了战争，也为了我们今后在中国的利益，现在是采取比较现实的方针的时候了。

国民党政府处在危机之中。它最近的失败已经暴露了它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使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会更快地来。

。。由于国民党的失败暴露了它的弱点，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这个党的威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蒋介石正在失去作为领袖一度受到的尊重。。我们不必由于蒋介石是亲美势力或民主势力的代表而支持他。中国所有的人，所有其他重要政党都对美国友好，都期望美国现在和在战争结束之后来拯放这个国家。。我们不必对蒋介石抱什么感谢之情。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些自私、腐败、无能而又碍事的家伙。蒋介石本人同我们打交道，也一直要弄各种机会主义手法。他要求过高，言而无信，欺骗讹诈，讨价还价，等等，等等。蒋介石是被本国人民逼得无法才起来抗日的。他要我们拯救他，使他可以继续征服自己的国家。。我们应该以下面两个事实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以前，有人拿中国与南斯拉夫比。这种比法越来越恰当了。只依靠在重庆同国民党商讨问题的办法去寻求中国的统一，去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并在广大的地区内动员民众，那是不切实际的。。。危机在于这是需要奋力向前的时刻，而不是可以稍有懈怠的时刻。

我们不能让蒋介石用“谁来当美国司令”这样的无谓讨论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使我们忽视了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这是一个花招。

就经验而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只有一个。任何了解中国情况并关心美国利益的人，都不会中蒋介石的意。

我们应当摒弃那种认为中国是统一的、我们只能同蒋介石合作的自欺欺人的看法。那就等于把王牌交给了蒋介石。。在同蒋介石的扑克游戏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牢固地掌握着所有的王牌。现在是我们打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