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要求要派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板门店的谈判。
在美国，美籍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另一战俘的母亲席德尔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立即交换战俘。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全体公民致杜鲁门、艾奇逊的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我们要求你们采取立即行为，以使在朝鲜当战俘的、我们美国的孩子们获得释放。我们觉得你对美国公民们的职责应超过于你个人的对于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他们说他们不要回家）的义务的观念。我们都要求并同意应该遣返所有战俘。”
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的原则受到国际舆论的严正谴责。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这种“原则”根本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违反了所有与此有关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和全部国际惯例。就是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加拿大，也担心“自愿遣返”可能破坏日内瓦公约。美联社报道，加拿大已提请美国注意：“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政策是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
在此期间，美国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分析美方拖延谈判的原因。5月8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既非全面战争，又非全面和平的青黄不接的时期中度过好几个月。”5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对华盛顿各方作了一番谨慎调查工作后”，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计划是：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住阵地——并继续对北朝鲜进行猛烈的空袭”。5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该杂志的“细语栏”说，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第一次交换战俘经过反复的争执，双方终于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
1953年4月，中方战俘交换代表团组成。
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是严格政审挑选出来的，共有一百多人，总负责人是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秘书长为柴成文，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也分担了有关的指导工作。
代表团共分12个组，每组五六个人，其中有英语、朝鲜语翻译各一人，医务人员一人，遣送军官及助理各一人。
这次交换战俘由于是在边打仗边谈判的情况下进行的，知情者寥寥无几。初次交换的战俘不到4000人。
交换的头一天，柴秘书长在开城训练基地作完出发前的动员讲话后，各组带着敌军战俘分乘25辆大篷车赶到10公里外的板门店。那时的板门店名不副实，无村无户，无门无店，只是一个仅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四周是铁丝网围成的隔离墙，网上挂满锈蚀的铁盒子和罐头瓶，风一吹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正门是一座刚搭起的牌楼，牌楼正中贴着“祖国怀抱”四个大字。网中坐落着大小不一的帐篷，篷顶挂着红、黄、蓝、绿四色大彩球，这是防止攻击的标志，敌我双方发现这一标志谁也不能侵袭。
板门店外，炮声隆隆，枪声如豆，板门店内，一方是敌我双方正在展开谈判；另一方是韩明伦和他的战友们正做交换准备工作。双方相隔不到15米，对方的说话声和喊叫声不时伴着远方飘来的火药味弥漫到这里。
上午10点整，远方传来“笛笛”的汽车声，牌楼正前方隐隐约约开来十几台救护车。“来了，来了！亲人们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远方。救护车快接近牌楼时，车上陡然掀起大波，原来是战俘们看到“祖国怀抱”四个大字后都控制不住内心的激越，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嗷嗷大叫，人民军战俘边哭边唱《金日成之歌》，志愿军战俘唱《东方红》。那些伤势严重不能动弹的，硬是要人架着让他看一眼牌楼。
车进交换区后，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按照各自的职责分立两旁，施行礼节后，首先是美方遣送军官捧着战俘名册，一车一车集体点名，然后从第一车开始，按战俘姓名、职务、军衔、籍贯、入伍年月进行审核和交换，点到谁就让谁下车，敌方交一个，我方换一个。交到我方的战俘听到亲人们的第一句话是“辛苦了！”接着每人发给一袋糖块和一包“大中华”香烟，接过物品的战俘们无不热泪盈眶，久久不肯离去。
整个交换工作进行了十多天，敌我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自始至终遵循有关条约和规则，没有出现不愉快的现象，特别是我方保持了严格的自律性和坚强的克制性，受到在场的印度、波兰、瑞士等中立国家官员的称赞。
大交换也就是第二次交换。
这次交换是在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进行的。7月下旬到9月初，为期40多天，近20多万战俘。那时，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闷热难当，不少人患了传染病，有的呕吐不止，但谁也没有休息，就连防病防毒的口罩也没有戴。据说戴口罩不便交流语言和表达感情，也不礼貌，应该废止。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交换战俘的工作非常重视，毛泽东感到代表们对战俘说的“辛苦了！”这句话不妥，老人家说，战士们被俘去不是干活去了，不能叫辛苦了。从此“辛苦了”改为“受苦了”。战俘们为此感受很深：“我们的苦真没少受啊！”不少人控诉，在美军战俘营，他们吃的是发了霉、掺了沙子的大米，许多人因缺乏营养和环境恶劣患了肺结核，有的被饥饿折磨得骨瘦如柴；有的伤员本来伤势不重，但美军以治病为借口，拿战士们的（禁止）作试验，打完针后，全身溃烂；有的手和臂只受一点轻伤，但也被残忍地截断了。有一名师政治部副主任被俘后，敌人把他关在一个铁丝笼里，难伸难屈，痛苦的惨状难以言表。有一次接到4百名女人民军战俘和3名女志愿军战俘，她们见到亲人只是抹泪，难以启齿美军对她们的凌辱。交换时，不少人怒不可遏地扑向美军卫兵，脱下大头鞋砸向敌人头顶，有的把美军发给的军服甩出老远。
与此相反，被俘的美军战俘却是另一种情态。“中国人好，讲人道！”
“中国人好，优待俘虏”，不少战俘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在场的记者。殊不知他们在我战俘营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暖房，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一名加拿大战俘老远看见韩明伦就亲热地向他打招呼：“老弟！老韩！”
美蒋勾结劫夺战俘
第二次大交换后，在美国的示意和支持下，蒋介石加紧部署，决意劫夺剩下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1953年10月8日，台湾当局把在当年6月间被蒋李合谋从战俘营架走的6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
台《中央社》的消息透露，这些我方被俘人员在美方派遣的混在战俘中间的台湾特务押解之下，被用飞机从美军当局控制的釜山飞机场运往台湾。这个消息还透露，押解我方被俘人员的台湾特务之一，就是早已被我方归来人员所揭露的参预劫走这些我方被俘人员阴谋的蒋特务费玉林。
遣返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李洪根揭露：这年6月21日下午4时，美军当局为了协助台湾特务劫走拘禁在釜山东莱战俘营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派遣美军部队向营场里投掷许多毒气弹，费玉林与其他蒋特务就乘着战俘四散躲避毒气之际把大批战俘架走，并将他们押到东莱的南朝鲜警察局内。
第二天，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就送去许多便衣，强迫战俘改装后把他们分散囚禁在釜山市内。对美蒋的这一罪恶行动，新华社于10月10日给予揭露：蒋匪帮将战俘劫往台湾的历来行动，是与美国驻蒋匪帮“大使”蓝钦最近的南朝鲜之行有关的。据此间获得的消息说，蓝钦的任务是促成将这60多名战俘运往台湾，并进一步策划将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和冲绳岛。消息还说，美方准备把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先劫住冲绳岛，进行“甄别”以后再把一部分战俘运往台湾移交给蒋匪帮充当炮灰，另一部分留在冲绳岛由美军强迫进行军事训练。蓝钦从台北到东京，再从东京到汉城和汶山就是为了策划这个重大的阴谋。蒋匪帮也派遣特务头子林蔚陪同蓝钦到达东京进行活动。蓝钦的这种罪恶活动，完全证实了美方正在支持和协助蒋李匪帮幼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阴谋。最近以来，混在中立国看管营场里的蒋李特务一再制造暴乱事件，袭击印度部队，蒋李匪帮利用这些事件公然叫嚣要“解放”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战俘，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蒋李匪帮正在策划的大规模劫走战俘的阴谋正在进行中。美方遣返组组长汉布化最近发表致战俘信中，假惺惺地劝告战俘不要“骚动”或“逃跑”，显然是为美方对蒋李匪帮正在布置的这个严重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预先推卸责任。
此间人士指出：朝中方面保留着要求美方追回今年6月间被李承晚匪帮架走的2万7千多名朝中战俘的完全权利。对于被运往台湾的6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美方绝不能逃避追回他们的责任。同时，对于现在印度部队看管下的战俘的任何“逃跑”事件，美方必须负完全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但美蒋无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进一步策划劫持战俘的行动。
1953年11月24日，台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务卿杜勒斯会谈了40分钟后，又与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作了20分钟的交谈。事后，顾维钧告诉台《中央社》记者，他“曾就包括战俘之遣返以及政治会议的前途等韩国问题与杜勒斯及劳勃森交换了意见”。
尽管顾维钧没有详细透露与美国务院交谈的内容，但我们从以后的有关新闻报道中可窥测其中一二。
12月2日，《国际新闻社》报道：“一个由8人组成的国民党‘慰问团’已于数天前离台北赴朝鲜慰问在非军事区印度部队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