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仅够申请专利之用而已。维克瑞承认说，当时自己所做的调查实在太少，所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意义。说白了，普通大众和政治人物激烈争论的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不是事实。在访问接近尾声时，维克瑞补充说：“我想，我所取得的所有成绩就是把一个新词变成了公众耳熟能详的词语……我尽量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情。”然而，维克瑞所做的绝不仅仅是鼓励人们使用“潜意识”这个词而已，他的虚构研究早已变成了都市中的传奇，那些相信潜意识信息能够影响购买行为的人至今仍在引用维克瑞的研究。
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在电视上播放的潜意识信息和行为之间有任何联系，但当今的政治人物依然担心微妙的信号可能会对选民产生影响。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制作了一个电视广告片，对民主党在老年人处方药上的政策进行抨击。在广告中，有许多文字缓慢地从前景向背景移动。当表示官僚的英文单词“bureaucrats”出现在观众视野之中时，广告中有一帧画面只显示了该词语的最后四个英文字母“rats”，意即“卑鄙小人”。民主党将这看作共和党试图以潜意识知觉左右选民行为的举动，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共和党则争辩说“rats”的出现纯属巧合，广告的主题是健康，而不是什么啮齿类动物（译者注：rat的另一个意思是“老鼠”）。
詹姆士·维克瑞并不是唯一宣称潜意识刺激会强烈影响人类行为的人。其他人也写过畅销书，宣称广告商为了刺激销售会经常在照片中嵌入与性有关的图案。他们给出的例子包括冰块中坦胸露乳的女人、香烟包装上的男子勃起图、在全球最畅销的饼干两面多次嵌入的“sex”（性）字样。此外，有几家公司还销售潜意识录音带，他们宣称录音带上隐含的信息能够让人产生各种渴望的效果，其中包括增强自信、性能力和智慧等。这可是一个规模不小的产业。据推测，仅1990年这一年，潜意识录音带在美国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5000万美元。＇4＇这些主张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科学验证，围绕该话题展开的少数研究也没有得出任何支持此类主张的结果。＇5＇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过于肥胖的人聆听了号称可以帮助他们减肥的潜意识录音带。与没有聆听此类录音带的对照组相比，他们的减肥效果并没有变得特别明显。＇6＇在另一项实验中，警官们花了20多周聆听号称可以改善枪法的录音带。＇7＇结果显示，他们的枪法并没有变得比未受到潜意识刺激的同事更准一些。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微妙、隐约的信号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呢？事实上，大量的研究显示，我们日常行为的很多方面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并不会在电影或电视屏幕上快速闪过。相反，它们就出现在我们眼皮底下，而且会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产生重大的影响。类似名字这么简单的因素就是其中之一。
面包师Bun（意为“小面包”）先生
1971年，心理学家芭芭拉·布坎南和詹姆士·布朗宁请一群人评判对一千多个名字的喜欢程度。＇8＇结果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刻板印象。绝大多数的人都表示喜欢迈克尔、詹姆士和温迪等名字，但特别不喜欢阿尔弗雷德、波希瓦和伊西多。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些情绪上的反应并不会对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响。可事实上，我们错了。
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研究人员阿瑟·哈特曼、罗伯特·尼古拉和杰希·赫雷对名字不太常见的人产生了兴趣，他们想要探讨这些人是不是比名字常见的人更容易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9＇他们对一万多份精神病法院记录进行了分析，发现有88个人的名字非常罕见，比如欧德、莱塞尔、威耶尔等。随后他们又从记录中找出了88个名字比较常见的人作为对照，这些人和第一组人在性别、年龄和出生日期上并无二致。结果发现，名字比较罕见的那些人更有可能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正如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所述，“从降临到人世的那一刻起，孩子的名字通常就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而其未来的个性也必将衍生于此。”这并不是唯一记录与众不同的名字有何弊端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显示，老师也倾向于给名字比较讨人喜欢的孩子较高的作文成绩；＇10＇名字不讨人喜欢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在社交上受到孤立；姓氏碰巧带有负面涵义的人［比如“Short（矮）”、“Little（小）”或者“Bent（弯）”］更有可能萌生自卑感。＇11＇美国精神病学家威廉·墨菲研究过几个历史病例，刚好可以验证这最后一点。其中一个病例中的患者承认，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为了防止阴茎在睡眠时勃起，他睡觉时总会戴一个下体弹力护身。然而，护身非但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让他的阴茎出现了向下弯曲的变化。不幸的是，这名患者的姓碰巧是“Bent”，而且还有一个绰号“小火车头”，这一切让他常常想起儿时被阴茎问题困扰的情形，从而变得对性爱深感不安，以至于出现了心因性阳痿。他也因此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能的家伙。
1999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尼古拉斯·克里斯顿费尔德、大卫·菲利普和劳拉·格琳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显示即便是姓名的首字母缩写也会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12＇研究团队利用电子词典找出了所有用三个字母组成的英语单词。随后他们对整个清单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其中特别正面的词汇［比如ACE（能手）、HUG（拥抱）、JOY（高兴）］和特别负面的词汇［比如PIG（猪）、BUM（屁股）、DIE（死）］。接着他们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证明的电子数据库，分别查看了首字母缩写比较“正面”和首字母缩写比较“负面”的人的死亡年龄。在排除了种族、死亡年份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具有“正面”首字母缩写的男士平均比一般人多活了四年半，而具有“负面”首字母缩写的男士则比一般人少活了三年左右。具有“正面”首字母缩写的女士平均寿命比一般人多了三年，但具有“负面”首字母缩写的女士却没有遭遇负面效应。在探讨这种效应背后的可能机制时，研究人员表示，首字母缩写比较“负面”的人可能对自己的评价不是很高，而且可能需要忍受周围人的嘲笑以及其他一些负面的反应。另外一个事实也佐证了这个观点，那就是首字母缩写比较“负面”的人更有可能因自杀和意外等心理因素死亡。
不过，姓名比较罕见和首字母缩写比较“负面”的人也并不总是与犹豫和绝望相伴。另外一组研究人员率先对克里斯顿费尔德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在一篇名为《字母组合决定论？》的文章中，来自波莫纳学院的斯蒂利安·莫里森和加利·史密斯对最初的实验使用的统计方法提出了批评，他们使用了自认为更为复杂的分析方法，但并没有得出同样的结论。＇13＇
此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基尔福学院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泽亨哈夫特也主张，名字与众不同还有几个潜在的好处呢。＇14＇他表示，名字比较常见的人最常抱怨的一件事就是有太多的人跟自己重名了。塞缪尔·高德温也持同样的观点。当听说一个朋友要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约翰”时，他马上就表示反对：“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叫约翰？你也不看看，无论是姓汤姆的、迪克的，还是姓哈利的，他们都叫约翰！”泽亨哈夫特还指出，不同寻常的名字更容易让别人记住，他还拿几个著名的运动员做例子，说他们之所以那么出名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个性的名字，或者名字至少是原因之一。就像《纽约邮报》的体育新闻记者在谈到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投手维达·布鲁时所说的：“美国人很快就记住了这个名字。维达·布鲁！维达·布鲁这个名字就像芭比·鲁斯、泰·科布和左撇子格鲁夫一样顺口，一样好记。”
为了以更实际的方式探讨不寻常名字的潜在正面效应，泽亨哈夫特从《社交界名人录》（被誉为“全国上流社会最佳指南”）中随机选了2000个人，并找出了其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名字，列出了一个218人的清单。随后，泽亨哈夫特又从同样的2000人中随机选出了218个人作为对照组，这些人的名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接下来，他查阅了《名人录》（该书收录了“各个领域最为杰出的男女”名单），想看看这些名字常见或罕见的人是否也名列其中。在泽亨哈夫特选出的436个人中，共有30人出现在了《名人录》里，其中有23人来自于《社交界名人录》中的“罕见名字”组，只有7人来自于“常见名字”组。简而言之，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一个不寻常的名字或许会对你的职业发展有利。
在有关名字对生活影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的关注点并不仅仅局限于名字是否常见。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布雷特·佩勒姆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项著名的研究，结果显示我们的名字或许会影响到我们所选择的居住城镇、职业发展道路和结婚对象，甚至还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政治倾向，比如支持哪个政党。＇15＇
佩勒姆查阅了美国人口普查的大量资料，结果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名叫佛罗伦斯的人住在佛罗里达州，很多名叫乔治的人住在乔治亚州，在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分别有很多名叫肯尼斯和维吉尔的人。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团队查阅了6600万美国人的社会安全死亡记录，这些人都死在以“圣”字开头的城市里，比如圣安妮、圣路易斯，等等。他们同样看到了佩勒姆发现的奇特现象，有很多名叫海伦的人住在圣海伦市，很多查尔斯住在圣查尔斯市，很多托马斯住在圣托马斯市，诸如此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种效应并不是因父母以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