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小费，相对而言，轻触手掌的效果要比轻拍肩膀更好一些。
多给服务生或者酒吧招待一点儿小费是一回事，可是这种微妙的效应也能够让人们付出大笔的金钱吗？
20世纪90年代，来自德克萨斯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查尔斯·阿雷尼和大卫·基姆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他们在市区的一家酒品专卖店有计划地改变所播放的音乐。＇25＇半数的顾客听到的是古典音乐，比如莫扎特、门德尔松和肖邦的曲子；还有半数的顾客听到的是流行音乐，其中包括弗利特伍德·迈克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主唱罗伯特·普兰特以及拉什乐队的歌曲。研究人员把自己乔装成了清点存货的店内助理，借此观察顾客的各种行为，比如他们从酒架上拿下了多少瓶酒、他们是否阅读酒品的标签，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买了多少瓶酒。观察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播放的音乐类型并不会影响人们在酒窖里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影响人们从酒架上所取下酒品的数量，甚至不会影响人们购买酒品的数量，但的确会对顾客行为的一个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所买酒品的价格。当播放古典音乐时，人们所选酒品的价格平均而言要比播放流行音乐时高出三倍。研究人员相信，听到古典音乐会让人们下意识地感觉自己变得高尚起来，从而促使他们去选购更为昂贵的酒品。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类似的微妙刺激对人的影响甚至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社会学家罗格斯（吉米，而不是肯尼）对1400多首乡村音乐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乡村音乐的歌词通常描述的都是消极的生活经历，其中包括暗恋、酗酒、财务困境、绝望、宿命论、怨恨和贫困。＇26＇20世纪90年代中期，韦恩州立大学的斯蒂文·斯达克和奥本大学的吉姆·冈拉克想知道持续接触悲观的主题会不会让人更容易自杀。＇27＇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49个地区的自杀率和乡村音乐在全国性电台播放的数量。在排除了贫困、离婚和持有枪支等几个因素后，研究人员的确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电台播放的乡村音乐数量越多，自杀率就会越高。
这个研究结果可能听起来比较牵强，而且也有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了质疑。＇28＇不过，其基本前提却已经被诸多的研究所证实：大众传媒的确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自杀决定，有关“维特效应”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774年，约翰·冯·歌德出版了一本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书中，一位名叫维特的少年爱上了一位已订婚的女士。维特无法面对与心上人难相厮守的残酷现实，最终选择了饮弹自尽。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本书的风头实在是太盛了，并引发了一系列模仿维特自杀的案件，结果导致该书在几个欧洲国家被禁止出版。1974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决定研究一下媒体有关自杀事件的报道会不会引发现代版的“维特效应”。＇29＇他首先查看了1947～1968年期间美国各地的自杀统计数据，结果发现，平均而言，每一桩成为头条新闻的自杀事件都至少与其他60起自杀事件有关。此外，后续事件中的自杀方式也大都与媒体报导中描述的方式相同或相似，媒体报道自杀事件的深度和广度也直接与后续自杀事件的数量相关。平均来说，在媒体披露自杀事件后的两周内，当地的自杀人数会增加30％左右，如果媒体报道的是名人自杀事件，这个比例还会更高。菲利普计算后得出，1962年8月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香消玉殒，全国的自杀率因此上升了近12％。在菲利普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至少还有40篇科学论文谈到了这个话题，这促使某些国家出台了大众传媒指导意见，迫使记者不要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自杀事件，也不要在报道中详细描述人们自杀所使用的方法。＇30＇
菲利普的另一部分研究工作调查了电视上播放的拳击比赛和谋杀案发案率之间的关系。他仔细分析了美国各地每日的谋杀案发案率，结果显示，在电视上播放有名人参加的重量级拳击比赛一周后，谋杀案的发案率通常都会增加。此外，不仅拳击比赛的收视率与谋杀案的发案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拳击手的种族背景也和谋杀案中的受害者密切相关。菲利普发现，如果一名白人拳击手被打败了，被谋杀的白人数量就会增加，但黑人受害者的数量没有改变。反过来，如果一名黑人拳击手被打败了，被谋杀的黑人数量就会增加，但白人受害者的数量没有改变。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感受在不知不觉中都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名字影响了我们对自我的评价和对职业的选择。仅仅读一个句子就能影响我们对自身年龄的感觉和对常识的记忆。一个轻轻的微笑或轻微的触摸就能决定我们在酒吧和餐厅会给服务生多少小费。商店里播放的音乐会偷偷地溜进我们的脑海，并影响我们花钱的数量。那么，类似的奇怪“说客”是否也会影响我们看待他人的方式呢？比如说，它们会不会影响我们投票支持哪位政治人物，或者判断别人是否有罪呢？
以身高赢得选票
几千年前，与身材高大的人在一起无疑有进化上的优势，因为他们的体型在采集食物和对付敌人时都非常有利。虽然身高如今早已没有了任何体型上的优势，但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在我们的脑海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把个头高的人跟成功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虽然是错误的，但却很有说服力，而且其影响力波及到很多方面。
心理学家莱斯利·马特尔和亨利·比勒曾让大学生针对不同身高的人评估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诸多特质。＇31＇他们在《身高与污名》一书中阐述了实验的结果。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大家普遍觉得身高不足五英尺五的男人比较不正面，不够安全，不够阳刚，不太可能取得太大的成绩，而且能力也相对有限。就连我们使用的语言也反映出了身高的价值所在。我们会将自己特别看重的人称为“大人物”，还会说我们很“景仰”他们。当我们没钱的时候，就会说现金“短缺”了。
即便是在爱情和婚姻的世界里，身高也是至关重要的。利物浦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敦巴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4000多名健康波兰男子的数据，这些人在1983～1989年期间都接受了强制健康检查。＇32＇他们发现，至今没有孩子的男性身高要比至少有一个孩子的男性矮3厘米左右。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男性。敦巴相信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婚姻市场的，当时的单身男性相对较少，所以女性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婚配与身高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是全世界范围内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人类学家托马斯·格莱格到巴西中部的热带雨林里跟当地的梅希纳库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33＇即便是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身高也显得非常重要。在梅希纳库族群里，高个子被认为很有吸引力，而且被尊称为“wekepei”。身材矮小的人会被人看不起，被蔑称为“peritsi”，这个词与表示阴茎的“itsi”是押韵的。相对而言，占有身高优势的Wekepei更有可能比较富有，掌握权力，参与重要的仪式，也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格莱格发现，身材较高的男性更有可能接触到较多的女性，在梅希纳库族群里，个子最高的三个男人交往过的女性数量竟然和个子最矮的七个男人完全相同。
那么，身高对于职业也同样重要吗？看起来应该如此。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发现高个儿销售员的业绩要好于海拔相对较低的同事；1980年展开的一项调查也发现，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身高不低于六英尺。《应用心理学期刊》最近的调查也显示，在职场上，每一英寸身高都是至关重要的。＇34＇盖恩斯维尔城佛罗里达大学的管理学教授蒂莫西·贾奇和他的同事丹尼尔·凯博分析了来自四项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对调研对象的成长历程进行了长期追踪，并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个性、身高、智力和收入。贾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身高和收入的关系上，结果发现身高比平均水平每多出一英寸，就相当于每年的收入多出了789美元。假设有两名同事能力相当，但第一个人的身高为6英尺，第二个人的身高仅为5英尺6英寸，那么前者每年就将比后者多赚4734美元。假设两者的职业生涯都延续30年，高个子就要比自己的矮个子同事多赚数十万美元。
研究人员也对身高在政界的作用给予了关注。在43位美国总统中，只有五位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上次选出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的总统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了（1896年，身高仅为5英尺7英寸的威廉·麦金利当选为美国总统，被媒体戏称为“小男孩”）。多数总统的身高都要比平均水平多出几英寸。罗纳德·里根身高6英1英寸，老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的身高则都为6英尺2英寸。也有证据显示，有些候选人认识到了身高对于选民的重要性，所以巧妙地采取措施以充分利用身高上的优势。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辩论上，老乔治·布什握着迈克尔·杜卡克斯的手表示欢迎时刻意停留了很长时间，这显然是布什选举团队的经理精心策划的结果，目的就是让选民看清楚布什要比杜卡克斯高出不少。
从心理学上看，地位与身高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仅会认为个头儿高的人更有能耐，而且还会觉得有能耐的人个头儿也会更高一些。如果发现好莱坞明星的身高竟然低于平均水平，很多人都会感到非常惊讶，而这就是原因所在。比如说，达斯汀·霍夫曼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