淖ɡ肝恼轮校屠镄浦灰尤搿镑蟆闭飧龅ゴ剩魏尉渥佣伎梢员涞酶眯Α＃�18＇在介绍笑话实验室的专栏中，巴里再次提及了这个理论，并号召读者向我们的网站提交以“有只鼬鼠在咬我的私处”。结尾的笑话。此外，他还建议人们将档案库中每一则与鼬鼠有关的笑话评为最高级别——五级。仅仅几天之后，我们就收到了1500多则与“鼬鼠咬私处”有关的笑话。
巴里并不是唯一主张某个单词或某种声音会让人发笑的幽默作家。在运作笑话实验室期间，我们也在小范围内做了一项实验，实验结果非常符合人们最常引用的理论：神秘好笑的字母K。
在实验的初期，我们收到了下面这则笑话：
农场里有两头奶牛。其中一头奶牛叫了一声：“哞。”另外一头奶牛马上说：“我刚才正想说那个字呢！”
我们决定以这个笑话为基础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将奶牛换成了其他动物，然后把演绎过的笑话重新提交到档案库中。比如说，换成两只老虎和它们的吼声，换成两只鸟和它们的啁啾声，换成两只老鼠和它们的吱吱声，换成两只狗和它们的汪汪声，等等。实验结束后，我们对比了各种动物及其叫声在人们心目中的好笑程度。排在第三位的是最初的奶牛笑话；亚军是两只猫“喵喵”叫，荣登冠军宝座的则是鸭子笑话：
池塘里有两只鸭子，其中一只鸭子叫了一声：“嘎。”另外一只鸭子马上说：“我刚才正想说那个字呢！”
有趣的是，字母K的发音（以及发/k/音的字母C）跟表示“嘎嘎”的Quack以及表示“鸭子”的Duck都有关系。搞笑演员和喜剧作家一直以来都觉得/k/这个音特别好笑。
“好笑的K”这个概念显然已经融入到了流行文化当中。《星际迷航——下一代》中有一集名叫《可恶的奥考纳》，里面的喜剧演员在向机器人百科解释什么是幽默时就提到了这个概念。在《辛普森一家》中也有一集有此相关，小丑科瑞斯特（Krusty，注意K的发音）前去看信仰治疗师，因为他在日常演出时说了太多与“好笑的K”有关的词语，所以导致声带出现了麻痹。在治疗师为他治好声带后，科瑞斯特兴奋地宣称他那“好笑的K”又回来了，随后就开始大声叫喊“King Kong”（金刚）、“cold…cock”（把人打昏）、“Kato Kaelin”（加藤·卡伦），而且还给了治疗师一个吻表示感谢。
字母K的发音为什么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呢？这可能跟一种叫做“脸部表情回馈”的奇特心理现象有关。人们在感到¨wén rén shū wū¨快乐的时候会微笑。然而，有证据表明微笑和快乐之间的这种作用机制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人们会仅仅因为微笑了而感到快乐。
1988年，弗利兹·斯图尔克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项研究，请人们判断盖瑞·拉尔森的漫画《远征》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好笑程度。＇19＇其中一组参与者被要求嘴含铅笔，但要确保铅笔不会碰到他们的嘴唇。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动作事实上已经让他们做出了微笑的表情。另外一组参与者则被要求只用他们的嘴唇夹住铅笔的末端，这个动作事实上已经让他们做出了皱眉头的表情。结果显示，人们的确能够体验到与表情相关的情绪。与皱眉头的参与者相比，脸部呈现微笑表情的参与者感到更快乐，所以也会觉得《远征》漫画更好笑一些。
有趣的是，很多带有/K/音的单词都会让人的脸部呈现出微笑的表情（想想duck和quack吧），或许这正是我们会觉得这些单词的发音比较好笑的原因。无论这是否能够解释“好笑的K”效应，这种解释的确在幽默的另一个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幽默的感染力。
1991年，为了研究微笑，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沃琳·海恩兹和朱迪丝·汤姆海夫走访了很多的购物中心。＇20＇一名研究人员会对着随机挑选的人微笑，而另一名研究人员偷偷地躲在伪装的小吃摊后面，仔细观察人们会不会也向第一名研究人员回应一个微笑。经过数个小时的微笑和观察后，他们发现，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回应一个微笑。这个结果让他们觉得需要对“如果你微笑，全世界的人都会和你一起微笑”这句名言做些修改，“如果你微笑，全世界半数的人都会和你一起微笑”才是更科学和更精确的说法。
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人们会主动模仿周围人的面部表情，这种能力在团队生存、培养凝聚力和向心力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模仿他人的表情，我们能够迅速感受到别人内心的那种感觉，因而更容易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沟通起来也会更容易一些。如果一群人中有一个人笑了，其他人就会自动模仿这个人的面部表情，从而变得开心起来。如果有人感到很伤心、很害怕或者变得惊慌失措，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情绪也会感染其他人。这种效果和铅笔实验的结果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笑声是有感染力的。当人们看到或听到另一个人大笑时，他们很有可能会模仿这种行为，于是自己也开始大笑，进而就会真的感觉某种情形很好笑。正因如此，很多电视节目会使用预先录制好的笑声。19世纪的戏剧导演都会雇一名笑声特别有感染力的“职业”观众（被称为“哄笑者”），借用他们的笑声去影响其他观众，从而产生哄堂大笑的效果。
虽然这种感染力的效果通常来说都比较有限，但有时候也可能出现失控的情况，甚至有可能导致数千人大笑不止。1962年1月，三名就读于坦桑尼亚一所教会寄宿学校的少女开始发笑。＇21＇她们的笑声出现了传奇般的感染力，全校159名学生中竟然有95人被感染，到了3月份的时候，形势依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学校被迫停课。据说被感染的学生笑起来短则几分钟，长则数个小时。虽然大家都笑得浑身乏力，但所幸没有出现悲剧性后果。学校在5月份开始复课，但仅仅几个星期后，又有60名学生感染上了“狂笑病”，学校被迫再度停课。然而，停课又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几名回到家乡纳桑姆巴的女孩子很快就把“狂笑病”带到了镇子上，10000名居民中有200多人立刻陷入了无法控制的笑声之中。真不知道她们老师的名字中是否含有“好笑的K”。
躺椅上的喜剧演员
几个月后，我们的笑话实验室已经收到了25000多则笑话和大约100万个评分，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也已频频曝光。就是此时，奥斯卡奖得主、加拿大纪录片制片人约翰·泽瑞斯基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是否愿意帮忙拍摄一部有关笑话实验室的纪录片，并在全球范围内对幽默进行一番探索。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们很快就踏上了一次全球笑话探访之旅，看看到底是什么会让世界各地的人哄堂大笑、咯咯傻笑或笑不出来。
作为电影的一部分，约翰邀请我到洛杉矶对一些得分较高的笑话做一些实地测试。我仔细搜索了现有的数据库，并确定了两种类型的笑话作为测试对象：英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和美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2002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市一家名叫“冰屋”的喜剧俱乐部里，我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年轻漂亮的女主持戴比·古德瑞斯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解释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她给大家简要介绍了笑话实验室项目，然后说我将上台给大家讲几个笑话，实验证明，英国人觉得这些笑话特别好笑，戴比说她自己也会讲几个美国人认为最好笑的笑话。几分钟后，我走上了舞台。这又是一个超现实的时刻。戴比首先讲了一个经典的笑话：
一名妇女对男药剂师说：“你这里有伟哥吗？”
药剂师说：“有。”
妇女又问道：“在柜台就能得到吗？”
药剂师回答：“我只要先吃两颗就可以。”（译者注：妇女说的“Can you get it over the counter”是问“不需要处方就可以直接购买吗”，但药剂师错误地理解为“你在柜台这里就可以勃起吗”。）
戴比把笑点给搞砸了，所以这个笑话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现场几乎可以说没有人笑出声来。接下来该我了。我决定先讲一个与医生有关的笑话，这个笑话在访问笑话实验室的英国人中可以说备受推崇：
一名男子到医生那里去做检查。检查结束后，他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医生回答说：“十。”这名男子看起来一头雾水的样子，他又问：“十什么？十年？十个月？还是十周？”医生回答说：“九、八、七……”
结果现场依然是一片寂静，我敢说如果有根针在此时掉在地上，我一定能听到。或者说如果有一只鸭子掉在地上，如果这听起来更好笑的话。接下来的几个笑话也没能打动观众，最后戴比说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笑话，现场这才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两个同性恋者和一个侏儒走进了一家酒吧……”
如果仅从笑话实验室的数据来看，大约三分之一的观众应该会觉得我们讲的笑话比较好笑。然而，实地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个比例接近于零。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为我们的实验投票的人可谓形形色色，然而，喜剧俱乐部里面的观众却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比较喜欢大胆、无礼、带有污辱性或攻击性的笑话。在喜剧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魔弹”，没有一个笑话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觉得非常好笑。说到底，这就是笑话和人之间的匹配问题，在“冰屋”俱乐部中，我们显然是完全搞错了实验对象。在实验的最后，当我们宣布最爆笑的笑话时，这个论点也再次浮出了水面。
虽然站在“冰屋”的舞台上的确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但站在后台和其他表演者共同等待的时刻却有趣多了。如果大家不考虑“滑稽”一词的双重意义，我想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