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此时的戒嗔忽然觉得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高大伯的大多数同龄人在这样的年纪里，已经儿孙满堂，在安享晚年了。而高大伯依然要在这样的年纪里，每天为了生存表演乞讨。
戒嗔曾认为所有违背道德的事情，都必须被谴责。但这一刻戒嗔忽然在想，道德标准可能不是恒定不变的东西，对于不同的人，道德标准或许可以不一样。
因为一个可以吃饱饭的人无权为吃不饱饭的人制定道德标准。
第03个 属于我的年代
【1】
人生就好像无数条纵横交错的道路，我们从属于自己的起点出发，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做着单选题，找寻属于自己的单行道。不会有谁的人生可以一直平坦顺畅，那些曾经悲伤的、欢笑的、心碎的、幸福的历程，都是属于我们的年代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智惠师父年轻时，正是一个非常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那时候成分不好的人被称为“四类分子”，简单来说便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四种成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类分子又做了扩充，原先的四种人再加上右派，变成了“黑五类”。
其实四类也好，五类也好，对师父来说，区别都不大，因为都回避不了师父地主子女的身份。
命运很奇怪，无论你是否接受，它都会把许多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带给你，就像这个带给师父曲折人生的地主子女身份一样。
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地主成分的认定，有一个时间界线，时间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三年，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不管家里有多么富贵，都无所谓，只要一九四六年后是穷的，便不会把你的成分划定为地主。
师父说：“我的父亲好赌，原本以他败家的速度，到不了一九四六年，家里便可以变穷了。可惜我的母亲却没有政治远见，常常为了父亲赌钱的事情与他争吵。”
最终，师父的母亲带着师父和师父的哥哥小三一起离家出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还用自己的积蓄和嫁妆购置了一些田产作为今后生活的保障。正是这些被师父的母亲寄予厚望的土地，最终成了她被划定为地主成分的重要依据。
师父说：“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母亲最多只够划定为富农，可惜在江南拥有三十亩田产便足够成为地主了，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师父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天，便是土改工作组来交接财产的日子，那一天师父流了许多汗。
因为师父的母亲听说要没收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从劳动人民手中剥削来的财物，所以早早地便把过冬的衣服穿在了师父和小三的身上。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穿在身上的衣服总不能扒走吧。
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师父来说，那天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能记得的只是自己和小三在天气尚热的初秋时分，穿着棉袄站在墙角，看着工作组的人来来回回地搬东西，而师父跟小三则在不停地流汗，不停地流汗。
师父每次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笑，其实那天工作组的人并没有拿走家中的衣物，但是现在想起来师父母亲的想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毕竟家里的东西，那些人都有可能搬走，但是地主家的两个狗崽子是决计不会要的。
地主成分的划定，是师父人生里遇到的第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家里虽然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吃穿还是没有问题的。可自那以后，生活便一落千丈了。土地收归了国有，就连本来就不算宽敞的住房也由政府分出了几间给成分好的同乡。
师父和小三都在镇里的小学上学，学费并不贵，但对经济窘迫的家庭来说还是很大的负担。小三上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师父的母亲决定让师父和小三退学回家。
在学校里，小三是成绩突出的优等生，对于他的退学，班主任很惋惜。其实班级里大部分学生都是免除学杂费的，老师也帮小三和师父申请过，只是没成功，最后被批准申请的只有贫下中农子弟。
师父的母亲告知师父让他退学之前，特意让小三把家里打扫了一下。师父的母亲说：“万一等会你弟弟发脾气在地上打滚，衣服也不会弄得太脏。”
师父说，事实上他是不太喜欢读书的，他在学校的成绩也属于很不稳定的那种。有时候考得特别差，让老师一度以为他要留级了，但到了下一次又突然名列前茅了。仅从退学回家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师父原以为自己不会太在意。
离开学校那天的情景师父一直记得，师父拎着个小板凳跟在小三的后面，从校园里穿过。那个年代学校的设施很不完善，连桌椅都没有配备完整。那个板凳是师父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可在那一天，它和师父一样，都没有留在校园里的必要了。
有很多双眼睛从教室里望过来，厌弃的眼神并不多，更多的是属于儿童的那种懵懂茫然，还有同情和怜悯。那一刻，师父不知道怎么就被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含着关切的眼神灼伤了。师父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可怜的，早几天就该流的眼泪便流了下来。
家里的生计，主要是靠师父的母亲在镇上的刺绣厂接一些刺绣活来维持。只是以师父母亲的身份自然是没有资格成为刺绣厂的正式职工的，她做的产品都是计件的，做多少支多少工钱。
因为收入微薄，师父的母亲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货摊。小三和师父不上学后，时间也多了不少，有时候可以帮忙看摊送货。
师父说，那种不用上学的喜悦再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有时候见到同学放学经过，便会慌忙地低下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仿佛不是自己被遗弃了，而是自己做了错事一般。
镇上有时候会把地主分子集中在一起开会，差不多有一二十号人，师父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主持会议的干部时不时会换人，但每次都会有一个粗壮的中年妇女，厉声训斥每一个地主分子，有时候还会让一些地主分子跪在场地中间。
和其他地主家的子女一样，师父和小三时常站在围观的人群中远远地望着母亲，她总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队伍里面，似雕塑一般望着人群。
师父的母亲有过一次失态，那是因为她在人群中看到了师父和小三。母亲惶恐的神色，是师父从来没有见过的。
事后，三个人没有再提起当时的情形。但那以后师父和小三学会了隐藏，每当母亲的目光望过来的时候，小三便躲在前面的大人身后，而师父会把头埋在小三的背上。
【2】
师父曾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就那样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如果顺利的话，自己或许会成为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贩。
但是师父命运的转折再一次来临了，不过这一次，比师父所预想的要好上很多。这一年，与师父的母亲断了联系的弟弟，也就是师父的舅舅，终于托人找到了母亲。
舅舅在延安工作过几年，后来去了省城工作，至于职位，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高级职位。师父的生活自此有了好转，舅舅每个月会邮给母亲十五元钱作为师父和小三上学的费用。
师父说：“因为我是被迫离开校园的，所以后来我比同学们更爱读书。课本对于我而言，不再是挡着脸睡觉的工具，不再是随意撕下来折纸飞机的道具，也不再是和同学打架时敲他们头的武器。”
师父的成绩虽然及不上小三，但在学校里绝对算得上名列前茅。
人生往往是由意外叠加而来的，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小三高考落榜了。小三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即使在最好的中学里，他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多人对小三意外落榜感到惋惜，而事实上，小三的命运并不是在考场里改变的，早在小三进考场之前，他的档案里便因为家庭出身被加上了“不宜录取”的标签。
也就是在那一年，师父的母亲病逝了，而舅舅也被调去了边疆。
舅舅临走的时候替小三在省城谋了一份工作，师父跟着小三去了省城。
师父在省城上了高中，原本师父并没有继续上学的打算，他想早点出来工作，也好减轻舅舅和小三的负担。
可是小三很坚持，他希望师父可以继续自己没有完成的大学梦。师父说，现在想来小三的坚持并不理智，因为师父和小三那时候都不知道，那只是条灰暗的路，它早早就被人烙上了黑色烙印，那是一个无法抹去的痕迹。
师父最后选择了继续读书，并不完全是因为想学习、爱学习，而是因为从那一年开始，粮食变得很紧张。如果工作了，那么国家计划分配给师父的粮票就会按社会青年分配，一个月是二十三斤；如果继续上学，国家规定给学生的粮票是三十二斤，多了九斤粮票，可就是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了。
师父说，自己的学习成绩也挺不错的，不过对于上大学，师父却没敢奢望，毕竟连小三这么好的成绩都落榜了，何况是自己呢？
只是最后师父出乎意料地考上了大学，师父后来分析说，可能是那一年，政府对招收成分不好学生的限制放宽了一些吧。
很多年以后师父听人说，在当年招生的政审会议上，曾经有人激烈地反对过录取他。有位老师说：“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继承人。这个学生虽然是高分考生，但剥削阶级的子女从小接受了剥削阶级的思想，世界观容易出大问题，我们的大学不应该给剥削阶级培养继承人。”
最后一位和师父舅舅相识的老师替师父说了好话，他强调师父的社会关系不错，家里也有人为共和国做过贡献。
学校最终决定录取师父，只是不能分配到涉密的专业。
师父说，可能和人生的经历有关，他自小便对生活没有太多奢望，但是小三却一直充满着希望。小三说，在黑夜里，我们察觉不出白昼的迹象，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那一缕光亮就在夜色的尽头。
小三的话，一直让师父觉得很疑惑。但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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