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的话，一直让师父觉得很疑惑。但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天，师父忽然感到了这种希望。这是师父和小三人生路上遇到的又一次转折，两个人从幽暗的旅程中跌跌撞撞地走来，前路第一次照进了这样的光亮。师父说，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可以是一道虹桥，红橙黄绿都可能出现在脚下。
师父去学校报到的那一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小三结婚了，那是小三特意挑选的日子。师父的嫂子是同乡的一个地主子女，师父和小三的婚事曾经是师父母亲生前最担心的事情。那年头，找对象首先要看的便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差的女孩，情况还好点，她们总会竭尽全力嫁给工农子弟，如果对方不在意成分，哪怕对方的经济条件差些或相貌不佳，都不成问题。可男人就不一样了，即便女孩本人不在意，对方的家长也不可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
师父的嫂子也是苦命的人。一九四九年之前，嫂子家可算是富甲一方的。临解放的时候，因为担心受到土改政策影响，嫂子的家人都逃难去了台湾地区和美国。那一年船票不好买，嫂子的家人计划分批走，结果中间出了意外，只剩下嫂子一个人没有走成。
后来和嫂子熟悉之后，师父才知道嫂子对家人还是牵挂的。有时候看到报纸上有关台湾地区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报道，她便变得很沉默。
师父看到嫂子哭过一次，因为有沿海省份的朋友说，台湾那边闹饥荒，只能吃香蕉皮过日子。
其实，嫂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现在在台湾地区还是在美国，但是师父觉得在美国应该过得也不好，虽然那边可能吃饭能吃饱，但是社会压力大。师父记得报纸上刊登过一则消息，美国的一位叫玛丽莲·梦露的女影星，因为承受不了资产阶级的压迫所产生的精神压力，最后自杀身亡了。
师父那时候想，连电影明星都是这样的下场，更何况嫂子家人这样的外来民族的普通百姓呢？
小三的婚礼很简单，宾客只有几个和小三要好的同事，以及双方的亲属。两个人的长辈大多都不在了，嫂子这边的亲戚只来了婶娘一个人。
那天的小三打扮得很帅气，这么多年以来，师父头一次见到小三穿没有补丁衣服的样子，平日里小三就是把他那几件补丁加补丁的旧衣服换来换去地穿。
小三的新郎装是一件绿色的灯草绒衬衫，衣服的布料加制作工钱花了接近二十块钱，差不多是小三大半个月的工资。
不过师父觉得虽然衣服是崭新的，但做工却很一般，怎么看都不那么合身，感觉是小了一号，穿在身上紧紧巴巴的。
酒席散了之后，小三把师父送得很远。一路上，师父对小三说了好几次，这是你的新婚日子，你应该守在嫂子身边，可是小三还是执意要送。
分别的那一刻，小三把身上的那件灯草绒衬衫脱了下来，披在师父的身上，师父慌乱地想把衣服塞回他的手里。毕竟小三才是今天的主角，这件花费了小三大半个月工资的衬衫不应该在自己的身上。
小三盯着师父笑，帮师父穿上衬衫，然后一颗颗地替师父扣上纽扣。
小三说：“我的弟弟明天就是共和国的大学生了，以后还会成为优秀的国家栋梁，当然要穿着最好看的衣服去迎接新生活了。”
师父一度以为做事沉稳的小三，也有失误的时候，至少在结婚的日子里，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裁剪了一件昂贵但不合身的新郎装。
但那件衬衫服服帖帖地穿在师父身上的时候，师父才知道，小三原来没有犯错，一切都在他的筹划之中。
小三在他的新婚日子里，穿着一件满是破洞的汗衫，在师父的视线里渐渐走远。他是师父这一生中见过的穿得最寒酸的新郎。
小三和师父分手的那条路，是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小三走了很远后，忽然停了下来，远远地望着还留在原地的师父。
那天晚上的月光很亮，但距离太远，师父和小三不可能看清楚对方，小三站了一会，终于转身离去了。
师父说，在自己的记忆中，常常有小三转身时的画面，小三的面容清晰，一脸的笑容。师父知道这画面并不是在自己视线里出现过的，只是他能确定这个瞬间一定发生过。
【3】
学习的压力对于高考成绩比同学们高出一大截的师父来说并不算什么，反而是经济上的压力让师父有些吃力。
那时候的大学，会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金额是不相同的，各校自己评定等级。师父的学校里，最高等级一个月可以拿到十三块钱，最低的也有八块钱。
师父也申请了助学金，虽然最终只是拿到了八块钱，但这笔钱也足够让师父兴奋的了。上大学之前，小三让师父写了封信给舅舅，让舅舅不要再寄钱了，小三觉得他一个人是可以负担得起师父的学费和生活费的。
舅舅回了信，过问了一些学习上的事情，也同意了师父的建议。舅舅的收入虽然高过小三很多，但负担实际上并不小。他要资助的晚辈并不只是师父和小三。
师父拿到了信，却没有给小三，只是告诉小三，舅舅打算继续资助师父读书。
师父选择对小三说谎，其实有不得已的原因。那时候小三刚刚结婚，嫂子刚从外地过来，不可能那么快有收入。
因为师父的缘故小三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一点积蓄也没有，如果小三继续供师父读书，那他的日子怕是比从前还不如。
师父筹划着自己在大学里的支出其实并不多，如果吃得差一些，一个月八块钱的助学金说不定够了，至于差额，在课余打点零工应该能补上。文人小说下载
可惜师父的计划没有赶上变化，那一年正处在饥荒年份的恢复时期，毛主席忽然在北京发了话，要求重视大学生的身体，各地的学校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落实了。学校食堂的经营形式有了改变，学校开始统一收取伙食费，吃饭也不再是各吃各的，而是按班级集中在一起吃。至于伙食费，每人要按规定一个月交十三元钱。
师父没有把自己的困境告诉小三，因为他觉得如果规划得好，应该可以兼顾学习和打零工两件事。
师父课余做过许多零工，比如做鞋底、卖冰棒，还有去捉喂小鸟吃的虫子。不过因为要兼顾学习，所以一些连续性要求较高的活，比如建筑工地的零工这样的就不能干了。
日子虽然过得艰难，师父却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师父知道只要把最艰难的日子挺过去，好日子便会到来。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可是拿高工资，转正后一个月便能拿到五十三块钱，而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也不过只有三十多块钱的工资。
师父做零工的时候有一个伙伴叫普生，普生和小三同住一个院子，是小三的同事，但不属于正式的职工。
普生的小名叫小四，而师父的小名叫小五，只是普生的年纪比师父还要小上一岁。所以，有时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称呼往往很混乱，因为小四叫师父五哥，而师父则叫他四弟。
小四的父亲是右派，家庭条件比师父和小三家更为糟糕。他的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做临时工收入又低，所以小四时不时地要留意一些零活。如果遇到适合的工作，小四也会叫上师父，当然小四也知道师父的情况，在小三的面前，也会保守师父四处打零工的秘密。
小三发现师父在外面做工的那天是个周末，这天本是师父那段时间最开心的一天。那天火车站里运来了一批东北松木，这批木头属于市里的一家工厂，因为要得急，厂里负责取货的人开了非常高的工钱，如果两个小时可以把松木搬完，便可以拿到三块钱的工钱。
小四告诉师父这个活的时候，师父开心得不得了，要知道以前在工地上替别人搬砖头，一天也不过八毛到一块的收入，而现在只要两个小时，便可以拿到以前三四天的收入。
不过搬货的难度却比师父预想的要大，有一根木头从车上取下来的时候，重重地砸在了师父的腿上。
木头砸在腿上的那一瞬间，师父的腿便受了伤，只是三块钱工钱的吸引力分散了师父的注意力。直到货卸完，拿到工钱后，师父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动了。
师父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查看自己淤青的腿，却发现小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身边。
小三走到师父面前，怔怔地看着他的腿，眼圈忽然红了。师父顿时慌了神，因为从小到大，除了母亲去世，师父还从来没有见过小三流眼泪。
那天，小三用他借来的自行车把师父推回了宿舍。一路上，小三有很长时间背对着师父，即使和师父说话也不回头，师父知道小三一定是不想让自己看见他满脸的泪水。
那以后，小三每个月都要给师父五块钱，师父也不敢拒绝。所幸嫂子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多少也补贴了一些家用。
【4】
在学校里，师父常常觉得孤独，虽然那一年对于成分不好的学生的招收政策有些放松，但是整个年级里，有家庭出身问题的人还是少数，像师父这种出身的人，一个班也不过几个。
出身好的同学们还算友善，没有特别歧视师父，但他们常常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种优良出身的骄傲情绪，还是让师父对他们的友谊望而却步了。
在因言获罪现象严重的时代里，师父和其他出身不好的人一样，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在冷漠外表之下，不管它其实是多么的不安躁动。
在学校的第二年，师父认识了一个叫梅芬的女孩，梅芬和师父同校，但比师父低一届。
师父记得第一次见到梅芬的时候，梅芬站在校园里的一棵叶子枯黄的老树下，她用手遮挡着枝叶间透下的阳光，望着远处枝头嬉闹的鸟雀微笑。师父就是在那一刻被她的两个酒窝和那双带着笑意的大眼睛吸引了。
那个年代有一种特有的写作文的方式，大抵是这样的：某年某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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