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少给我信口雌黄，整出啥谣言，我找你算帐。”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吴越在电路的插板上做了手脚，谎称电脑坏了。这些天她不再来派出所了，改着早晚给我发些类似问候的暧昧短信。
那天我回雅江，到家准备洗澡，刚把衣服脱光，她的短信就跟来了。齐月在客厅里拿着手机喊：“老公，你的短消息。”我以为是派出所的人给我说事，对齐月说：“你帮我看一下。”齐越一看火冒三丈，“咣”一脚就把卫生间的门踹开了。吓得我条件反射的一把抓起毛巾挡在胸前。齐月脸都青了，冲进来揪住我问：“你什么意思？”我莫明奇妙的拿过手机一看－－－－
不知为什么；昨夜我梦见你了……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是因为想你才寂寞。……每天，我都在为你祝福，祝周末愉快！
我听见齐月在外面“咣，咣，咣”的摔东西，赶紧裹着毛巾跑出去解释。满地都是盆盆罐罐，齐月边摔东西边骂：“刚结婚你就这样，真不是东西！表面上老实巴交的，结果一肚子坏水。我是瞎眼了。”我围着她转来转去的解释，只差没下跪了。好不容易收场，那短信又来了，问我咋不回信息？我正在火头上，抓起手机给她回道－－－－祝你祖宗十八代都周末愉快！
装了一天孙子；才勉强把这件事搁平。晚上，齐月手指头都没让我碰一下，说没兴趣，翻身抱着枕头上的洋娃娃睡了，我听见半夜她还在梦里抽泣。
本来说好，周六下午和达杰、曾浩、仁真扎西聚一下。但终因他们有事，而未能如愿。
这些天，总是下雨，没完没了。
陈队要走的风声越来越紧，盯刑警队长位置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比如，文毅，全局人民都晓得他想当刑警队长。还有法制科长蔡畅。蔡畅也来找我拉票，完了还要求我保密。对所有来拉票的人我都一一许诺。
距离理塘“八一”赛马节开幕还有两天，毛垭草原在一夜之间就扎下一千多顶帐篷，延绵数里，蔚为壮观。曾浩的大喜之日就选在开幕式那天，其实，他们早就同居了，但他还是决定花血本操办一回。
曾浩结婚那天，来了很多人。我早早就过去了，忙上忙下。直到中午，都没看见达杰和仁真扎西的影子。打电话，说无法接通。新郎几次来问我：“他们呢？”我推说，有点事，快来了。直到夜幕降临，人已散去时，他们俩才赶到。见到我说：“局长的朋友来了，想吃烤全羊。他安排我们到乡下买山羊。所以来迟了，对不起。”我有些不高兴，“给我说什么对不起，我又不是新郎。”他们去找曾浩，曾浩有些醉了，讥讽说：“哟，贵客来了。简直令蓬壁生辉呀。来也不说一声，我好沐浴更衣，到十里之外恭迎二位。”我看见，新娘在使劲拧着新郎的腰。“你拧我干啥？我说的是实话。”曾浩拨开新娘的手，新娘便不作声了。
大家喝了一夜闷酒。
新郎醉了，大笑着说：
“你们都回去，我要洞房了。”
四人不欢而散。
我听见身后，曾浩将酒桌掀翻在地的声音。
人家都说，朋友是一壶酒，越久越醇。但我觉得，再醇的酒，也有挥发的时候。
九月二十二号，曾浩搬新家，他通知我，但没告诉达杰和仁真扎西。我说叫上他们吧，他说算了，他们忙。
国庆节那天，我特意从乡下赶上来，想把大家聚到一起，像从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做朋友。
我在香雪海火锅店订了一个包间。给他们三个打电话，达杰说，他有急事来不了；曾浩说，要陪老婆去她舅舅家；仁真扎西的电话无法接通。
望着锅里红红的汤，我在心里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
服务员递上菜单，“先生，请点菜。”
“随便上。”我说。小妹妹为难的搓着手。
我抓起笔，胡乱勾了几个菜。
“来两罐百威。”我丢下笔说。
小妹妹走出去，轻轻关上门。
汤在锅里翻滚，像我十四岁那年家乡发生的那一场洪灾。突然想起，听说，有的火锅店把客人吃过的汤，过滤后拿给下一桌客人吃。忽然感到一阵恶心。
隔壁有人马尿塞多了，说着酒话，说什么永远是朋友，永远做好兄弟。“扯蛋！”我喝了一口啤酒骂道。
派出所的李东打来电话说，泽翁家的狗把尼玛家小儿子的脚咬伤了，双方闹到派出所。问我，咋办？
“你干啥呢？难道要你在派出所守大门吗？”我重重的挂掉电话，给自己灌了一大口啤酒。
齐月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吃炒饭。我不敢给她说我在喝酒。她不喜欢我像个酒鬼的样子，尽管，我不打算喝醉。
齐月说，有一个高中同学回来了，她去看一下。我问，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她说是男同学。我有些上火，这个年代的同学关系，就像《红楼梦》里的表哥表妹一样暧昧。我只说了三个字“不准去！”然后挂了电话。现在的女人，恋爱时对她好点，结婚后这方面就得管严点。就像小平同志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
从火锅店里出来，想去看一下曲宁的母亲。买了些蜂蜜和营养品。我把车开到她家门口，却不敢下车。我怕她老人家看见我之后，想起她儿子会痛苦。也许，她已经把我忘记了，但我不能揭开她心底的伤疤。我在车里坐了很久，呆呆的望着楼上的灯光，直到它熄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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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经理约我晚上去康南酒吧，我准时赴约。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学着放松自己；学着忘记过去的伙伴；学着结识新的朋友。
那夜，我像一条醉虾。
人生是一条河流，可以把一个石块冲得很圆滑、很干净，也可能会被一堆烂泥搅得污浊不堪。
父亲打来电话，问我最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醉得像一滩稀泥，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他老人家听我说话带着鼻音语无伦次，就猜到我喝醉了，大声教训我：“你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我说：“党和人民又不缺我一个。”父亲在电话那头暴跳如雷，恨不得从电话里伸进手来煽我两耳光。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对我发火了，我吓得酒醒了一半，一声不语的任他教训。
早晨，赶紧打电话过去认错。父亲余怒未消，直到我说，明年让他抱个大胖小子的孙子时，他才转怒为喜，要我把脾气改改，对齐月好点。齐月这丫头片子，挺会讨我父母喜欢，我们结婚的前些天，我向父母请示，父亲顿都没打就说：“行。虽然没见过面，但听她在电话里摆龙门阵，这女娃子不错。”
父母一天天老去，该让他们抱抱孙子，享享天伦之乐了。为人父母就这么累，孩子小的时候，总担心他学习不好；考上大学后又操心他找不到好工作；工作落实了又焦心他娶不到好媳妇，等这一切都有着落了；又觉得再添一个孙子才算完美，于是，老巴巴的两口子，又跟着小孙子的屁股后面转，像俩个老奴仆，还乐此不疲。做父母真苦！
我想好了，等我的孩子满十八岁，就不管他了。我六十岁就去养老院，打打麻将，晒晒太阳。身体好就四处走走，到年轻时想去而没去成的地方。如果有幸活到七十岁，就申请安乐死，那时候，我们国家应该有安乐死的相关法规了。两腿一蹬，眼不见心不烦。
派出所东边的一家饭馆开张，老板邀请我参加开张庆典，他缠我了三天，我终于被他的虔诚打动，答应在午时三刻准时赴宴。我赶到时，餐馆里已宾朋满座，乌烟瘴气。全乡的头面人物一个都不缺，肥头大耳的乡长正举着酒杯在致贺词，说餐馆的开张，将促进全乡经济的发展，是对全乡经济建设的贡献。说得好象这是一家外资企业。有人一把将我拽进去，说所长来迟了。乡长赶紧说，罚酒。乡长的狗腿子赶忙给我斟满酒。我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双手抱拳说：“失敬，失敬。”
酒是要喝的，但不能被别人罚着喝。我冲老板一招手说：“马老板，来，把这杯酒干了，我祝你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马老板卑躬屈膝的捧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我才端起酒杯对乡长说：“乡长，这杯酒敬你。感谢你长期以来对派出所工作的鼎力支持。”心里说，撑死你龟儿子。这家伙最烦！乡里给村民发退耕还林的补贴粮他都要叫上派出所。前任所长就是因为不听他使唤，而被他暗地里告下课的。我必须和他处好关系，但又不能被他捏在手掌心里。最好的办法就是常和他一起吃吃喝喝，让他的一些把柄落在我手里，如果哪天撕破脸皮，我也有本上奏。
大家推杯换盏，酒性正酣，吴越打来电话说：“乡上的民政助理和专武干事喝醉酒在外面打起来了。”简直是天赐良机！我悄悄走出餐厅，不慌不忙的吩咐：“先用摄相机把打架的场面摄下来。然后让全所的干警一起出动，开着警车，将警灯警笛全部打开，把打架的两人带回派出所，我随后就到。”吴越和格桑是我的两员勇将，两人二十出头，涉世不深，但脑袋够用，有些事不需要我点穿他们就能心领神会。
人家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都不假，终于让我逮着机会收拾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乡长了。
挂完电话，我若无其事的回到座位上，乡长抱着我的头，喷着酒气给我分析全乡形势。要我紧跟他的步伐。言外之意就是，他说一我就不能说二。我不停的点头，心想，你就等着出丑吧。
我举起酒杯正准备和乡长共饮，外面突然警笛声大作。乡长问我，怎么了。我装着一无所知的摇头。一会儿李东慌慌张张的跑来说：“乡上的两名干部在街上打架，现在被带到派出所了。”
乡长的脸色当时就变了，放下酒杯说：“走，快去看看。”
打架的两人鼻青脸肿的坐在派出所里，乡长气得破口大骂：“流氓！地痞！”我给吴越使眼色，他赶紧把摄相机打开让乡长看，两人像两只公鸡，正扑腾着大打出手。乡长气得发抖。我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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